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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

来源:科学网 发表人:怀恩网 2017-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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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就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2017年1月12日1点26分56秒,李佩先生在京去世。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的故事。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

 

  追忆李佩:最好的大学

 

  李佩小时候住在北京东城南小街,那里距离东四沙滩的北京大学很近。她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到了北京。1936年,在教会学校贝满(Bridgeman)女中毕业后,李佩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她还考上了燕京医预科。虽然父亲也是留过洋的,但是,父母仍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同意她上大学,更不让她上男女合校。最后,经过李佩一番抗争,父母妥协的结果是读北大,因为离家近,可以走读。而没去上燕京大学是因为燕京在郊外,需要住宿。

 

  1937年,在北大经济系读了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很多同学一样,李佩也想找个安定的地方去读书,于是,1938年,她到了西南联大。那是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办的一所大学。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科学大师和学术大家,那时候要么在昆明教书,要么在读书。尽管也时常会有空袭,但毕竟比内地要安定一些。在西南联大,李佩曾任一届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帮助并参加过左派群团搞的一些活动,李佩等进步女生曾被三青团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辱骂。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那时,美国两大工会组织为支持中国工人为抗战坚持生产,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中国劳动协会用捐款创办了一些工人福利项目,如工人托儿所、夜校、图书馆、福利社、医院等。当时,中国劳动协会的理事长是朱学范先生,一部分捐款被送到延安去了,用于购买医药设备等。

 

  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加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并做大会发言。

 

  李佩在重庆工作时,目睹了多次大型群众性活动,并亲身经历了1946年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当时,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群众大会,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郭沫若等很多进步人士都挨打了。发生惨案时,李佩先生就在现场,只是因为她当时帮助一位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打人者忌惮塔斯社记者才幸免。

 

  李佩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英语水平,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因而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她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

 

  追忆李佩:最美的相遇

 

  正是在康奈尔大学,李佩遇到了她一生的知己——郭永怀。说起来,郭永怀与李佩还是校友,两人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又都在抗战开始后转赴西南联大。只不过,郭永怀读的是北大物理系,而在西南联大时,郭永怀是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先生的助教。

 

  李佩到康奈尔大学留学时,郭永怀已经在康奈尔小有名气——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他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并成为研究生院三大支柱之一。在康奈尔,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帮助飞机突破音障。经过努力,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声名大振的郭永怀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李佩到康奈尔时,那里已经有多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并经常组织聚会和科学报告。这样,李佩就和郭永怀,这两位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相遇相知。李佩后来回忆说:“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家平常谈论最多的,还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学子通过什么途径,把学到的科学知识献给祖国。那时,郭永怀刚刚发表了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他显然属于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人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由于美国方面的限制,他们只能在焦灼中等待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李佩先生回忆道。

 

  1955年,钱学森辗转回到祖国。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盼他回国的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终于,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掉了自己的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乘船回到祖国。

 

  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他还经常给力学系的学生授课。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

 

  而李佩在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不久,中关村没有粮店、菜市场和派出所,没有医院、邮局和中小学校,也没像样的餐馆和茶室。而自从住进这栋小楼开始,李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低调而细心的科学家夫人。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还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那是师母给郭老师预备的。

 

  郭永怀仍然日理万机,忙于研究和教学,女儿在北大附小上学。尽管工作和生活是忙碌的,但一家人也会和朋友们一块到香山、颐和园里坐坐。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奔波,频繁的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李佩先生回忆说,“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平时他们很少聚会,但那天他们都非常高兴,还喝了酒。“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在北京上空距离地面400米时发生事故,爆炸起火。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李佩接到所里的紧急电报后连夜乘火车到北京。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女士回忆当时情形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年仅59岁。在他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追忆李佩:“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李佩逝世:李佩和丈夫郭永怀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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