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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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17年6月29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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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女儿回忆文革:遭追捕海上流亡40天

2014-06-09 11:40 发表人:感恩天下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提起共和国元帅贺龙,人们总会想起他在战场上口衔烟斗,指挥若定的形象。在多数人心中,贺龙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他两把菜刀闹革命,让敌人闻风丧胆;他喜欢体育,着迷芭蕾,爱看京剧、川剧,充满生活情趣……围绕贺龙的传奇总是讲也讲不尽。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见到她时,记者差点脱口而出三个字—太像了!连笑的时候那眯缝的眼睛,都一模一样!


  贺晓明现在的身份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虽然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在2009年才全面展开,可她却忙极了,“忙着回归自己的生活,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贺晓明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她哪里会想到,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将门之家。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


  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地,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作为他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为她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聚会),这一系列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对话,再过两年,‘80后’的孩子们该‘老’了,我需要补充新鲜思想啊。”


  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贺晓明,对生活有了另一层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困的时候有张床,闷的时候有人陪,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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