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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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陈独秀打成“日本间谍”

2014-05-27 11:42 发表人:感恩天下

  一、中国“托派”反对联蒋抗日,被共产国际定性为日本间谍


  短史记此前,已就抗战初期,延安方面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确立,有所介绍。除此之外,尚有值得一提者,即延安方面与“托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1937年,延安方面曾向共产国际报告称:“杨虎城部队经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桂系的“策略系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托派分子拟往勾引”。由此不难揣知,“托派”的抗日立场问题,当日在延安及共产国际眼中的敏感性。


  所谓“托派”,全称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因该派领袖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长期对立而得名。在抗日问题上,托洛茨基主张民族革命要从属于阶级斗争,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向蒋介石做任何妥协。因此,中国托派也跟风主张,“拥护战争,不拥护国民党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国内革命”。换言之,即不反对抗日,但坚决反对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时,“托派分子”的活动曾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注意。当日,苏联正面临德国的入侵压力,故极不愿中国爆发内战削弱抗日力量。所以共产国际警告延安,须提防“托派分子张慕陶”们浑水摸鱼,向杨虎城等人灌输杀掉蒋介石的建议。共产国际称: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阎锡山与杨虎城周围,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冒充共产党人。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是按照日本情报机关分配的任务为其工作的。你们必须向阎锡山和杨虎城说明这一点,并同他们一道采取措施制止托洛茨基分子的罪恶行动。”


  国共合作有利于抗日,显而易见。但托派坚持“阶级斗争”高于“民族革命”。这是他们当日指责延安“以抗日为借口,……屈膝于国民党面前”、“红军改编是把红军变成民族爱国主义的工具”的主要理论依据。托派认为,延安联蒋抗日,已是“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相当荒诞;但在当时,却也曾有过一些市场。


  二、王明归国,为迎合共产国际巩固个人权位,兴起“肃托运动”,指责陈独秀拿日本津贴


  “托派”的这种主张,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曾当选为“中国托派”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欲公开表示要与托派脱离一切关系。自1931年当选总书记以来,陈没完没了地与托派内部鼓吹“工人没有祖国”的狂热年轻人论辩,但毫无效果。1932年,陈独秀入狱,1935年,狂热分子背着陈改组了托派领导机构,并把陈开除出托派。


  虽然托洛茨基仍坚持“中国托派”必须与陈独秀合作,但出狱后的陈,目睹中国托派们在民族将亡之际,“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革命”,故绝然托人,要求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声明“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延安方面,在抗战初期,也对“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被共产国际指为“杨虎城身边的托派分子”的张慕陶,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支持东北军少壮派杀死主和派将领,对南京开战。延安《新中华报》遂刊文《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和平统一》,指责张“亟待挑拨内战,帮助日寇”。


  按共产国际的立场,延安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事实上,共产国际当日也正在审理“反苏托洛斯基平行总部”一案,该案的最终定性是:托派分子“答应帮助日本侵占中国”。


  这种定性模式,为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康生等人处理中国托派问题,提供了模板。王明将托派称作“托匪”,与“汉奸、敌探”并列,指责他们“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是中国抗战“目前最大难关”;康生则发表文章,称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织“托匪中央”,与日本合作,承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接受日本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劣迹斑斑”的张慕陶,则被定性为“日本侦探”。


  不可否认,中国托派当日的主张不利于抗战,确有批判的必要。但由王明等人兴起的“肃清汉奸托派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很多人被错划为“托匪”而蒙冤,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事实上,当日的“肃托”,将早已脱离并长期批评托派的陈独秀划为托派领袖,已属荒诞;将虽主张杀掉蒋介石,但并未加入托派的张慕陶,当成托派典型批判,则可窥见“肃托运动”扩大化的缘由——西安事变期间,延安方面,亦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些人虽与托派毫无关系,但却可想而知其在王明的“肃托”运动中的遭遇。此外,将托派定性为“日本间谍”,同样也缺乏依据。


  总体而言,托派“工人没有祖国”、“反对联蒋抗日”等主张,确实不利于抗战。但据1938年的一项统计显示,托派势力已相当衰弱,其组织成员已不足50人。1937年情形或许要稍好一些,但其实质影响力仍可忽略不计。王明归国后,在这个问题上大动干戈,显然与其个人欲积极迎合共产国际,以巩固个人权位,有很大关系。为此,王明甚至向斯大林打小报告,诬蔑毛泽东“也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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