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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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一次救国实践

2014-05-27 11:31 发表人:感恩天下

  要说陈独秀一点办法也没有,倒也不是。他在书生议政后,决心要做一点书生从政的事,试验一种新的救国道路。


  在对国民党失望以后,陈独秀决心要摆脱希望与中共“合作抗日”中的无力、无奈与悲哀,能使自己手中要有点“东西”,于是他与新来武汉的王文元协商,如何重新奋斗。王提出首先要在武汉办一个刊物。陈“立即坚决地否定了。他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而像上海托派中央那样,“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绝“没有出路”。


  陈独秀首先“嘲笑那种天真的看法:从抗战中可产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说,抗战失败的结果是丧失了工业城市,溃散了无产阶级。如果战争延长,西南一带在美国支援下,可能发展点新工业,但无足以抵偿东南沿海的损失;因此,在抗战中,他以为决不能爆发我们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爆发出来。(农民的骚乱)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这些骚乱便不可能生长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将来,变化是多的,城市与乡村的不满也将日益增长,可是谁能领导这些运动呢?据他想,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因此,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当陈独秀为以上思想急于寻找实践机会的时候,机会竟然出现了。


  当时陈独秀认识了一位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〇旅旅长。七七卢沟桥事件时,打响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第一枪的吉文星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陈独秀对该部的爱国热情是很钦佩的。另外,这个军人还有一些特点给陈独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无任何不良的嗜好,更无军阀的粗犷习气,也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无力深感痛心;而且半年来在华北的抗战实践,使他深深懂得,不将部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汉口养伤期间,他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对陈独秀的抗日论著和演讲,自然也十分钦佩。因此二人相处十分投缘。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兵士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而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于是,二人很快就商定方案:以有限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以增强军队的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也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有关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及后到的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阀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


  陈独秀批驳说:“情形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欺骗。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权’,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


  王文元、濮德志终于被说服。最后,陈独秀与何基沣落实的计划是:陈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某某,到何的河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与马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政治上也进行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工作。国民党在京沪战线溃退之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中心以及抗日群众运动新的发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同时,武汉的地理位置和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也时时提醒着人们,这种情况是短暂的。所以,陈独秀利用自己历史上形成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他积极和章伯钧、章乃器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企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以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为努力抗日,胜利后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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