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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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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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右腿的右派:大师潘光旦含冤死在学生怀中

2014-06-10 11:28 发表人:感恩天下

  我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读社会学系,上课的老师中就有潘光旦先生。


  我和潘先生全面接触是从1952年开始。当时我是北京《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一有时间就往潘先生家里跑,他和费孝通先生住隔壁,潘先生也是费先生的老师。


  潘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要到地方考察一次,了解民情,体验生活。1956年11月,他要到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继续进行田野调查,识别土家族。当时土家作为单一的民族还没有正式得到承认,他们被认为是瑶族、苗族或者是汉族。


  潘先生想让我跟他一起去拍点照片,作为资料。他跟我们杂志社联系了,承诺这次考察的报告在我们杂志上独家发表。领导当然同意,我也是求之不得。当时上海《文汇报》有个记者叫杨重野,还在度蜜月,知道了这个事,也要求一起去。我们三个人历经65天,到过18个县市,行程达7000多公里。


  这些日子,我全面认识了潘先生这个人,他确实有学术大家的风范。


  因为跳高锯了右腿


  潘先生右腿残疾,这趟路又全是山区,有个说法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走路的时候,脚趾头要用力钻进泥里,手要攀着树干走,我们就这样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拄着拐杖,很要强,不要搀扶,走得满头大汗。


  潘先生告诉我,1913年春天,他14岁,父亲去世了,当年的下半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等科,读大学以及到美国留学,都是公费待遇。他喜欢体育活动。他说自己一直记得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对他们大声喊:“年轻人,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才可以为祖国工作50年!”


  潘先生说这番话让他很受鼓舞。有一次跳高,跳过了横竿,右脚落地的时候,突然觉得跟触电了一样,有点疼,但是没有在意,照常运动。过了几天,右膝盖越来越疼,才去找医生,原来感染了结核菌,延误了时间,当时的医疗水平又不高,只好把右腿给锯了。


  他“就是本百科全书”


  潘先生很随和,几乎没有什么脾气,跟谁都能说上话,喜欢和老百姓在一起,没有架子,什么都说。


  但一工作起来,潘先生就全身心地投入。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来当地志书,彻夜地读,做笔记。白天,他要听取当地政府的汇报,还要找些老人家来,听他们说话,勾起他们的回忆,从他们简单的叙述中来进行学术辨别。如果当地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文物,他非要到现场去看一下。


  我记得在奉节的某个早上,潘先生看见一个小孩在宾馆的院子里玩,就走过去跟他玩了起来。他得知孩子喊外婆为“家家”,顿时来了兴致,因为这是土家语。他就同孩子一起找到他的父亲,了解到不少土家的情况。他真是能做到处处皆学问。


  潘先生的英文很好,有人说他“英文比英国人还好”。记得有一次在轮船上,我和杨重野找了一篇狄更斯写的散文,用英文念给他听。他边听边帮我们指出发音上的毛病,很认真。兴致来了,他拿起书自己念了起来,很陶醉。


  费孝通先生说潘先生博学得如同百科全书,不知道的事不用去翻资料,问他就好了。这回我真是见识了。在路边看到一朵花,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花,有什么特点;在集镇上看到斗笠,他就能随口说出斗笠的历史,一个简单的生活用品能让他讲出一大堆道理来;奉节有个杜甫草堂,我觉得奇怪,潘先生告诉我,杜甫一生不得志,在成都有个草堂,那是他一个叫严武的朋友当时任西川节度使,推荐他当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后来严武去世,杜甫没有了依靠,就从成都东下到奉节住了三年。


  种出了一对并蒂葫芦


  一路上,我还发现潘先生有股孩子气,很可爱,总是笑眯眯的。


  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洗澡。而且澡堂里有什么按摩、搓背、修脚,他都要试一遍,跟个小孩似的,觉得好玩。我怕痒,搓背还有点疼,他以为是享受,并且说是缓解疲劳的好办法。


  有一回我们说到葫芦。潘先生当时在宾馆的床上躺着,顿时就坐起来了,突然问我是否记得他的书房里有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种出了两个并蒂的葫芦,挂在书房墙上当宝贝看。但我装糊涂,说满屋子都是书啊。潘先生点头,问还有呢?我说有个大砚台,还有个笔架,挂着大小的毛笔。潘先生又问我,那墙上还挂着什么呢?我知道不能再装了,赶紧说,还有您的“镇宅之宝”,一对葫芦啊!墙上挂的匾好像是“双葫芦斋”??


  潘先生眉飞色舞起来,说不对,叫“葫芦连理斋”,然后就讲开了。他说自己的专业是优生学和遗传学,有点冷门,不受重视,但这是基础科学,跟人们身边的植物、跟人本身都有关系。所以留美时他选修了生物学,拿不到学位也不在乎,读了四年。1934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家门口有个架子,他就种上藤萝和葫芦,让它们攀援,夏天可以乘凉。


  过两年,奇迹出现了,冒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头靠头地长在一起,这很难得。潘先生说他起初担心这两个葫芦长不好,哪知道它们很争气,长得差不多一样大,而且身形、圆度、腰围都很均匀。他觉得这是对他学习生物学的最大回报。有人问他为什么生物学系的师生种不出来,潘先生的回答很得意,一是因为生物系的师生都关注更有研究价值的动植物,对葫芦没有兴趣,另外就是他们没有学好优生学。


  这是他很开心的一件事。


  在费孝通的怀里离世


  早在1953年,潘先生通过研究,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1956年的五六月份,他到湖南吉首、龙山、永顺、凤凰、保靖、古丈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向中央政府呈送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刘少奇批示责成国家民委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土家民族识别调查。同年8月,潘先生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1月,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没过多长时间,潘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他的主要“罪名”竟然是“破坏民族关系”。“文革”中让他劳动,一个人在菜园里除草,他一条腿没办法站,只能搬一个板凳来坐,但板凳也不让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病越来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来。后来费孝通先生拿了一件大衣和一床很薄的被褥给他,但最后没有药可以救,1967年6月10日晚上,他在费先生的怀里含冤离世了。


  去世前,潘先生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自己的一生,即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和succumb(“灭亡”)。费孝通先生发出过这样的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后来,我受潘先生的女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所长的邀请,对土家族进行新的调查。有些老人家还记得潘先生,说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大学问家,土家族的百姓都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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