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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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做学问要一点一点日积月累

2014-06-10 11:41 发表人:感恩天下

  我国著名优生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潘光旦(1899~1967),与清华有着极密切的关系。1913年~1922年,他在清华学校做学生,是学习和成长的 9年;1934年~1952年,他在清华社会学系任教授,是授业和服务的18年。在这期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0年(1936年~1946年)、秘书长2年(1939年~1941年)、图书馆主任(后改称馆长)14年。


  形似龙 气如虹 德能容 志于通


  潘光旦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多个学科,在清华社会学系讲授过 6门课程:家庭演化、家庭问题、优生学、人才论、西洋社会思想史、儒家之社会思想。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后,他又在民族学研究上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绩。他的为人,与刻在他自制老竹根烟斗上的十二字铭文是相当吻合的,那就是“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志于通”。


  早年在清华上学时,潘光旦因运动而致腿伤,后来由于结核菌侵入膝盖而不得已锯掉右腿。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打击,但他最终克服困难,竟从未缺席同学们的周末郊游,在1934年秋他还走了20公里山路攀上北京妙峰山顶。他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坚强的意志力,使他的精神比一个正常的人,显得更为富有生意。”


  梁实秋认为潘光旦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其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冰心则评价他是 “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他是费孝通的良师兼益友,费孝通回忆道:“潘先生这一代人不为名,不为利,觉得一心为社会做事情才对得起自己。他们写文章也不是为了面子,不是做给人家看的,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


  做学问要抓住不放 日积月累


  潘光旦认为,治学就是四个字 “抓住不放”;做学问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须要一点一点日积月累的。堆聚既多,自有豁然贯通的一天。别的事也许可以速成,但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根本不能速成。他还认为以囫囵吞枣的方式取得的所谓成就,对个人或许有些益处,但对学问本身和社会而言,则是害多而利少。


  1953年初,潘光旦开始对“土家”进行研究,他博览史籍,通阅地志,搜读笔记,遍求经、辞、诗、集。在文献研究之外,他还执著地寻找深入“土家”地区从事社会调查的机会。1956年他和同事前往湖南等地,在26个调查工作日中访谈了70多个调查对象,其中包括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中学、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师,基层一般干部,以及警卫、轿工和过往行人等。


  他在晚年决心通读二十四史,将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全部勾划出来,整理成一套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资料汇编。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尚未出版时,眼睛又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他耐住寂寞,依靠放大镜,对每部正史从头读起,完成了这一堪称浩大的工作。2005年,《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终于出版问世。


  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


  潘光旦曾对向他求教的学生说过:“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读书、买书可以说是他的一种癖好、生活习惯。他从不积蓄金钱,收入大部分用来买书,以至于存折上只有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布满了好几间屋子。虽然他时常以“藏书在图书馆里都找不出来”为耀,但临终却把所有藏书都无偿地赠给了中央民族学院。


  潘光旦在清华图书馆任上更是延伸了他的爱书情结,秉承“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收买太贵却不常用之书”的购书原则,亲自多方奔走网罗收购图书。《潘光旦文集》收录他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函36件,而其中与图书馆事务有关的达21件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书和清华图书馆所倾注的大量心血。


  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培养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潘光旦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因为人格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各有异同,所以他特意强调是每一个人的人格,而非空洞的和笼统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是要去假我以成真我,去偏蔽之我以成通达之我,去私我、小我以成公我、大我。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和潘光旦的共识,《大学一解》、《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两文是他们共同的作品,都是由梅贻琦先拟好提纲,由他代为写成的。他还认为大学的院系多了有交流的好处,如理、工、农、医的学生能多得一些文、法的涵养,而文、法的学生也可以多些真正唯物的精神。


  潘光旦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倡 “位育之道”。位育取自《中庸》,意为“安其所,遂其生”,接近 于 西 方 进 化 论 中adaptation的概念,即人与历史、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化。所以,他提出这样的主张:不向古人五体投地,也不受潮流的颐指气使,择善而从,择不善而改。


  潘光旦一生对学问孜孜以求,以认真做学问、做事、做人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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