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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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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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对 冼星海交响曲和器乐曲的评价

2014-06-05 17:29 发表人:感恩天下

  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留下了许多未曾演奏也未曾出版的乐谱。


  冼星海的最大成就可能还是在延安窑洞里花6天时间写完的《黄河大合唱》,但冼星海是一个立志成为中国的贝多芬的作曲家,仅写声乐作品显然无法满足他的创作欲望。于是在苏联的五年时间,他在克服困苦、病痛的情况下,又写作了两部交响曲、四部管弦乐组曲和三部交响乐音画体裁的作品以及多首器乐曲。


  这些交响曲和器乐曲至今也少有人演奏,它们的水准怎么样呢?


  刘靖之说:关于冼氏的文章十分之多,但言之有物的则极少,为什么?因为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是音乐之神,一如鲁迅和茅盾,谁敢出言不逊,大抵会倒霉。


  这可不是空话。

  在网上淘了12本1956-1957年的《人民音乐》,其中1957年

第四期里刊载了汪立三、刘施任、蒋祖馨的文章《论对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作品的评价问题》。

  汪立三等三人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9月,在长达半年之后,《人民音乐》编辑部以极大的勇气将它刊发出来,还加了编者按:我们认为,如何正确客观地估价冼星海同志在交响乐创作方面的成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汪文是很不客气的。

  首先他们认为冼星海的《第二交响曲》在主导动机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依靠一些现成曲调如《国际歌》及英、美国歌等的曲调去引起听众的联想, 而没有结合着其他的艺术手法去共同塑造完整的感人的音乐形象” , 这种“ 擂标签” 式地使用主导动机, 是“ 非现实主义” 的冼星海在音乐反映现实、体现思想性以及交响乐的标题性等方面存在着“ 庸俗的理解” ,忽略音乐艺术的规律和表现特点, “ 企图用音符‘ 直译’ 新闻报道” , “ 热衷于史实细节的自然主义的表现”。


  在冼星海的《第一交响曲》中的第一乐章,为了表现祖国的锦绣河山,就用了许多各种现成的曲调(如秧歌调、孟姜女、王大娘补缸……)来描写我国的名山大川。这样包罗万象地把各色各样曲调凑在一个乐章中的作法,在汪立三等人看来只造成了音乐没有中心形象,曲式不连贯,松懈、冗长。这种“拉洋片”的做法违反了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


  更有甚者,在作者准备创作的《第三交响曲》中,“据马可同志说它将‘包含许多现实的战斗内容,是根据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许多政治经济学材料来写的。’(附带说一句,马可同志是以推崇的态度来提到这点的。我们认为如果脱离了音乐表现上的特点而去追求在音乐中写政治论文,这种错误比前面说的还要严重得多。


  以交响乐直译新闻报道,用拉洋片的方法描写祖国河山,用音符写政治论文。这是汪文给冼星海交响乐的评价,此外,他们还具体分析了冼氏作品中配器、和声、复调等手法存在的缺陷。他们说,星海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写了这么多作品,当然是不容易的,在实践中解决中国交响乐的作曲问题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出现何种偏差都是可以原谅的。但凭这样的失败的交响乐作品,还把冼说成是中国最初也是最辉煌的交响乐奠基者,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把这些有缺点的作品硬说成是优秀作品、把上述错误的方法硬说成是创作的典范,就不能原谅,遗憾的是,这种论调不仅存在于个别音乐家的言论中,甚至还存在于《人民音乐》这种权威杂志的编辑部文章中。


  此文在当时的影响是可以预料的,当时聂冼已经成了神,三个青年学生想推倒神像,谈何容易。于是从第5期《人民音乐》开始,讨论的文章就一篇接一篇。


  第五期是韩中杰的文章。

  韩文比较温和也相对客观,这跟韩中杰先生的性格也很相像,他说只要对冼星海的作品稍有了解或翻一翻乐谱,就会发现这样那样的毛病,因而把它们说成是经典,一个音符都不准动,那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有的领导确实持这种看法,但粗暴地否定一切, 或带有成见地贬低其价值也是不正确的。韩中杰结合指挥的实践提到,星海交响乐作品是很受听众欢迎的,因此不赞成汪立三等人将星海交响乐“ 一棍子打死” 的做法, 同时也承认汪立三等人的批评, 尤其是关于具体作曲技法的批评, “有很多地方引起了我的共鸣”。


  此后姚牧发表了一篇《与汪立三等同志谈星海的交响乐作品》。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看过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篇文章“虽然也有不少说理的段落, 但基本上都是用当时盛行的社会学的音乐观念为星海作品辩白, 因此与汪立三等的对话不在同一个语境中”。


  汪立三等又撰文进行了反驳,文中说“有人拿出各种大帽子来压制别人的批评如‘ 革命音乐事业的敌人’ 之类的话”的做法“ 是极其错误、危害极大的”。


  至此,一个学术争议的事件逐渐变成了政治论战,此时著名音乐家王云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对冼星海作品予以辨护。


  王云阶此时已是上海音协副主席,还是上影乐团的团长,与汪立三等人相比位置可高得多,这篇文章强调了几点:


  第一,冼星海与聂耳一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第二,冼星海有专业的技巧和正确的思想基础,有创造性的气魄;


  第三,研究冼星海的作品是一个长期的复杂和细致的工作,过急过早为每个曲子下结论是有害无益的。


  王文建议,要仔细校订冼星海的乐谱,遇到问题应该召集会议研讨,有把握的可以出版,没把握的则进行试奏,想办法使之达到一定水平后再出版,以免在听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损人民音乐家的伟大形象。


  这些建议已经把问题说得再直白不过了——冼星海的交响乐作品是有问题的,这大家都知道,不用你们几个小年轻瞎嚷嚷,星海现在是偶像,我们要维护偶像,要把那些有缺点的作品的中缺点一一改正后再演奏出版。


  1957年7月1日,反右派运动开始,“汪立三反党小集团”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重要事件,贺绿汀9月3日在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汪立三和刘施任被打成了右派,汪是四川人,毕业后却去了北大荒,进文工团,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汪立三应该是一个有才华的作曲家,当学生时就写了《蓝花花》,此后一直在黑龙江,曾做过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艺术学院院长。


  冼星海非常勤奋,同时又忍受了贫穷和困苦,每个人读他的文章和传记都会流泪,但这并不能代替他在作曲中的缺陷。


  而且,根据马思聪的回忆,冼星海的天赋并不是十分地高。在巴黎时曾给冼星海介绍过提琴教师的马思聪说:除了同外在的境遇奋斗之外,星海还得同自己的资质和年龄奋斗。他并不具备聪敏的耳朵与灵活的手指,要从事音乐的学习,他的年龄是稍嫌过迟的,但星海不顾一切。马思聪还回忆说,星海对于钢琴尤其不内行,不懂得钢琴的技巧,“但他有气魄,有粗野的力和诚恳的真情”。


  至于《黄河大合唱》,我也比较相信刘靖之的评价:


  这部合唱曲与黄自的《长恨歌》曲体相似,是模仿欧洲18-19世纪的清唱剧的结构样式,有独唱、二重唱、三部合唱、四部合唱等。就曲调上来说,是简朴而传统的,曲式简洁、和声传统、旋律颇具乡土气息。但在效果上来讲,却是一部极成功的作品,当时由于物质条件不好,冼氏用简单的和声和配器来处理,以便能顺利演唱并达到一定的效果。后来冼氏又重新进行了处理,修订了《黄河船夫曲》、《黄水谣》、《黄河怨》和《怒吼吧黄河》的声乐部分,声部达七八个之多,转调也较复杂。可见冼在照顾客观情况之余,也深知只停留在普及水平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艺术上严格要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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