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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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17年7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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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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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者刘半农

2014-06-06 17:28 发表人:感恩天下

  1934年3月24日,这一天晚上,北京贝满、育英两所中学的联合歌咏团在灯市口公理会会堂演出,其中有合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唱完后,指挥李挹忱,把出席晚会的歌词作者刘半农介绍给大家。刘半农登台,大家齐声鼓掌。下得台来,刘半农听身后一女孩说,嗐!原来是这样一个老头儿!


  《教我如何不想她》也算是当年的流行歌曲了,刘半农写词,赵元任作曲,完全的青春派,相比之下,14年后的北大教授刘半农的确有点不合时调了。其实要从年龄说,这一年刘半农也不过才四十三岁,人到中年,还谈不上有多老。假如从资格说,那么刘半农二十出头就在上海的报刊发表小说,27岁应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到北大预科任教,其后在北京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一系列事件,十数年来活跃在教育界和文化界,当然可以称“老”了。所以,刘半农听到女孩子的议论,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这件事情,他原是个很懂幽默的人,不但不感到不快,自我调侃中甚至多少还带了几分自得。遥想当年,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也曾在四十多岁上自谦说他是个“落伍了老青年”,大概在时代大潮流中经历过的人,更容易感受到时间的长度,感受到时间对心理和精神的定型和影响。何况如胡适这样一辈风云人物,已从激进的文化姿态转向学术和文化建设,说“老”了,却是因要担当另外一种“文化守成者”者的角色。与胡氏相比,刘半农不能不说亦有几分相像,1917年刘半农呼应胡适的“白话运动”,他像个战士一样与保守复古势力斗争,后来也走了胡氏相同的“学术”道路,所谓退回书斋,一意要做一个学者。


  说来,要算鲁迅对刘半农的批评比较鲜明,作为当年常到北京绍兴会馆访问的老朋友,鲁迅在为刘半农整理出版的《何典》叙里,曾对他的转向“学术”表示过惋惜,但鲁迅自有自己的立场,于刘半农而言,这里面未必没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以刘半农1920年春天赴英、法留学这一件个人事件为转折,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学术”动因及其趋向。


  照一些传言,刘半农所以携妻将子出国求学,全为了赌一口气。在北大执教的人,大多都曾出洋留学,而刘半农来北大之前,不过在上海报刊上写写通俗小说,兼作一些翻译文字,学问上自然是“浅”了点,为此之故,刘半农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苦读五年,好像不拿一个洋博士头衔绝不回来的样子。1925年重回北大,刘半农已是一个响当当的“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了,他对人也自称“国家博士”,似乎很是扬眉吐气。但传言固然生动形象,却不能因此当真。往往原本值得重视的东西,就因为这些有趣的传言而变得轻薄了,这是研究一个人时最需要警惕的。如果刘半农不是去了北大,可能不会有这5年的学习生涯,可他求学于英法两所大学,这里所包含的学术取向,却说明刘半农的文化抱负是怎样随着那一时代的需要而得以确立和施展的。


  江阴小城,那座略显贫寒的院子里,最早给予刘半农的也许是一双对声音敏锐的耳朵,这一点的重要意义直至后来若干年才渐显渐露。这中间经过上海的写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时期,他在种种通俗小说写作中显示的幽默特点,只给人一些“滑头少年”的印象,要是没有胡适在海外的一番改良宣言,没有白话运动,没有这一从语言开始的文化革命,那么刘半农的事业大概就中止在一个幽默作家上。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刘半农,虽不能说光彩耀人,却也一时风头正健,为人盛传的《新青年》“双簧”事件,确实奠定了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不过,现在平心静气来看他在《复王敬轩书》的言论,除了激于文学革命的需求而对旧文学大张挞伐以外,其中他所提出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潮及其语言科学,已经隐含了他个人在新文化时代到来之际在语言学方面的自觉意识。当然,两年过去,到1919年4月,“国语统一筹备会”,作为三十五会员之一,刘半农受委托拟定《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就更容易看出原来惯于小说写作,热烈鼓吹新文学的刘半农,真正的才能和志业是在汉语语言研究方面。正是这一年,他由课堂讲义而成的语言学著作《中国文法通论》由北大印行。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有多大,且当别论,单说它代表了新一代学者对于中国语言的开拓性研究,其中体现的现代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理想,即已值得我们重视。尽管这一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刘半农以教授会总干事身份,为营救被捕的北大学生与教师奔走,但与此同时,他自己则筹画并准备赴欧学习事宜,12月就停开了所授北大二年级的文法课。刘半农这样做或许会给人造成误解,以为他从新文化运动中撤退,一心一意奔着当博士做学问去了,可究其实,“文化”不可能只是“运动”,新文化破坏了旧文化以后,需要的是创新与建设,尤其当新文化是以“白话”作为发端和标的,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汉语,以代替旧汉语,更属于新文化重中之重。都说刘半农“浅”,这是因为他的性喜幽默出语天真,比起那些思想深沉的人,自然就觉得“浅”了,然而刘半农的长处在于勤劳,在于脚踏实地,在于肯做那些最基础的实际工作。他之到国外学习“语言”,而且选的是语音实验这项基础性的学科,可见他不仅坚持新文化道路,而且在求新之外还表现了一种务实精神。在那样一个激扬蹈厉同时又囂声四起的时代,能够踏实任事,从一点一滴做起的人,其实更应得到认可。


  刘半农去英、法学习,无论外界怎样看待,在他自己都属必然的选择。刚到伦敦,安顿下来还不到一个月,他在致蔡元培校长的信中就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他将借助于伦敦大学语音实验室的实验条件,来研究汉语语音。我不知道,对汉语语音进行这样的科学实验是否属于首创,不过可以肯定刘半农的实验为汉语语音标准化起了开创之功。当刘半农用一根直线型的音尺来记录声音的波动和轨迹时,我们这才恍惚想起,这位小城出身的语言学家,那双辯析声音的精细的耳朵,才想起一个人与汉语语言之间天生的联系。现在这架经由刘半农手制的汉语声调测试仪器,陈列在他的江阴故居,它简单朴素,泛着幽幽光泽,经年不断,虽不见当年试制之辛劳,却能体味刘半农的用意之殷勤!遥忆当年英国的生活,几乎可以说苦不堪言,但谁又能知道伦敦大学语言实验室给予刘半农的不是一种创造的喜悦呢?而且,从伦敦再到巴黎,在1921年6月到1925年6月整整四年时间,几乎称得上“穷且益坚”,刘半农是一定要把语言这门科学的种子牢牢地扎到汉语里了。有意思的是,他用《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两篇论文,加上自制的测音仪器“音高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种”,通过了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也许由于他的后一篇论文,涉及的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语言,故而他得到的博士头衔是法国国家文学博士。不论怎么说,刘半农归国后以此作为学术资本,不能说是他的炫耀,五年辛苦不寻常,也可以说这是名至实归。


  1926年9月,刘半农复任北大教授,他的学术活动似乎从这时候才步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因为这时候的刘半农主要不再以新文学战士面目出现,而是真正确定了他的汉语语言学的目标。刘半农返任北大后的10月18日,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第三次恳亲会上,做了题为《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的工作》的演讲,他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故舍去文学,改攻语音学,并且今后能进一步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也就是在上个月,甫一回京,席不暇暖,他就发起成立了“数人会”,取中国隋代初年陆法言及其门人的故事,专事汉语语言现代化的讨论,主要方向首先确定“国语罗马字”。可见刘半农,并非仅仅是宣言,而是努力行动,务求实际,为汉语建设不惮辛劳。多少年以后,人们也许津津乐道的只是刘半农创造了一个“她”字,尽管在新文化刚刚立足时期,创造一个适适应汉语发展要求的新汉字实属不易,尽管这个“她”字经过几番争论,终于为国人认可,并迅速普及,然而我还是要说,由“她“字带来的声名,却遮蔽了刘半农在汉语语言建设方面更多的价值。


  汉语是一门古老的语言,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汉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由此融入世界语言文化交流当中去。改造一国的语言,也就是改造一国的文化生存,和交流环境。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会以白话运动为发端,才会把落后于现代化的汉语文言文当作藩篱,必欲冲破和荡除。刘半农从语音研究出发,致力于汉语语言的科学化,主要不是一种技术工作,而是为达到改造汉语的文化目的。以本民族而言,要想使“白话”成为“国语”,那就要促成它便于学习和使用;以世界而言,要造成一种语言与其它语言相互交流,那就要使汉语通过拼音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达到现代化。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今天或许已不言而喻,可在刘半农的时代,未必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眼光和见识。刘半农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获得法国康士坦丁 伏而内奖,并且与另一篇论文《国语运动略史》同时以法文在法国出版,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刘半农的语言研究在建设现代文化上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说到刘半农在另外一个领域上的成就了。我指的是他的民间歌谣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为刘半农民歌集写序的沈从文在内,大部分同时代人都只是一般地从纯粹文学角度来评价刘半农在民间歌谣方面作出的贡献,这也难怪,一方面刘半农是个新诗人,他的诗受民谣风格影响很大,关心民间诗歌,甚至高度评价民间诗歌,并力求恢复民间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属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刘半农对于民间诗歌的看法,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总的基调和要求,他写文章说,民歌“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辞,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的情感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的一个原素。”不用说,刘半农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坚持他的“民间文学”立场,为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研究(还有外国歌谣的译介),花费了大量精力。这项工作正式始于1918年1月,一直到逝世前一月收录黄河纤歌、山西民歌止,长达16年,包括在英法留学期间,亦未中断,其中有刘半农家乡江阴的民歌,有南方各地的民歌,也有北京地区的民歌和西北边远地区的民歌,不少经过他手编后出版或发表。当时除了刘半农外,不知道还有谁对民间歌谣如此操心。怎样估价刘半农在民歌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对中国新诗的贡献,虽然现代诗歌史中还缺少长足之论,但我们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为它对刘半农一生学术的重要性,似可从汉语语言学层面另作评定。


  我在前面说过,刘半农有一双精细的耳朵,他对声音的敏感出自天性,可这天性难道不又是这位生长在扬子江边的语言天才,从小被江边民歌熏陶出来的?也许,恰恰是民间歌谣培养了他未来对于汉语语言的专注,使他能够把一种民间文化兴趣化为学术志业,反过来,他的学术理想也要求他不停地研究民间歌谣,从民间声音里发现和总结汉语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达到复兴和建设汉语的宏大目标。中国地方广大,各地语言繁杂丰富,由于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从民歌考察汉语语音声调,应该是一条必要的途径。可惜没多少人注意,注意了也不能够切切实实去做。而刘半农则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追求,他曾经说过一句关于翻译语言的话,可以移过来用在这里:“声调是绝对不能迁移的东西,它不但是一种语言所专有,而且是一种方言所专有”。显然,民间歌谣在方言方面完整地保存了语言的原始声调,这恰是语言研究的活的历史材料。事实上,我们知道,刘半农在法国进行汉语语音实验时,就充分利用了来自民间歌谣的字声分析,其中江阴方言(吴语)作为研讨对像之一,对他来说简直是太熟悉太容易分析了,当然从记录和实验技术的精确要求出发,那可是一件十分费时的活儿。1930年,刘半农带着他的助手和学生在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中记录了70余种方言,花了一年多时间,编成《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图》,所赖各地的民间歌谣则更多更为集中。可以想见,民间歌谣对刘半农在学术上起到了多么巨大的支持作用,难怪刘半农对民间歌谣情有独钟,终生不渝。当年一些高明之士,包括北大的留美的博士们,对刘半农在民间歌谣方面所下的功夫,颇有不以为然之处,甚至还把它当作刘半农“浅”的证据之一,他们看不起民间歌谣,自然也就看不到刘半农的学术从民间汲取营养最终达到的境界。


  转眼之间,1934年到了。虽然刘半农处身京华高等学府之中,并屡屡担任繁劳的职务,然而这一年赴绥远一带考查还是在他过过四十三岁生日后成行了。6月19日,刘半农带着他的弟子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以及工友一人,从北京西直门乘车北行,此行的思路很明确,还是循着方言音调的地区分布路线,还是着力于搜寻民间歌谣,他要在此基础上完成《四声新谱》和《中国方言地图》。尤其后者,更直接地要完成一篇语言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加入国际地理学会一部纪念性的学术论文集。车马磷磷,行色匆匆,原是担负着重大的学术工作,所以刘半农事事当先,脚下黄土,头上炎日,却也不肯稍有懈怠。6月20日至24日,5天中调查了包头、绥西、安北、五原、临河、固阳、萨县、托县等地,用录音机录得民歌7筒;6月24日至呼和浩特,7天中走了呼和浩特、武川、丰镇、集静、陶林、兴和、清水、凉城,收录歌谣5筒,其中有黄河边上纤夫的号歌;7月5日,在大同,2日之间,调查了山西、雁北十三县方言,收录民歌5筒。这些无疑都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学术收获不言而喻,刘半农应该不虚此行了。然而,谁能想到,7月9日,刘半农在工作中就突然病倒了。他的病来势凶猛,却又不明病情,赶回北京,也是一误再误,等到确诊回归热,已然施救不及,7月14日刘半农与世长辞。他是病逝在学术岗位上的,是为他选定的汉语语言事业而殉职的,也可以说是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献身的。在中国现代学术初创之际、最需要人才的时代,刘半农的去世不用说是一大损失。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所谓“哲人其萎”,往往如此!即使一只小小的西北的虱子,也挡不住它从中作祟。刘半农追悼会上,有众多挽联,庄谐参见,其中马裕藻所写,“用理科工具研求声律语音,惟文人善解斯意;治别国方言兼拉丁条顿,知欧化须究其源。”多少说出刘半农学术的成就以及他在语言领域为后人留下的遗产和启示。


  而我又想起了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堂上学生歌咏团那个春天夜晚的歌声,“叫我如何不想她”,想起那个听自己歌词的“这样一个老头儿”。


  时间把歌声和这个43岁的老头儿刘半农的形像都留在了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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