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阿诗玛杨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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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阿诗玛杨丽坤

发病

2014-06-07 22:56 发表人:感恩天下

  1964年,历时3年,投资巨额成本,赞美自由与爱情的《阿诗玛》杀青。而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正在批判两棵“大毒草”——《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此后,它只能被打入冷宫,直至文革结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们在四清工作队的工作还没结束,就被调回团里。后来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上面文艺黑线的红人里提到了杨丽坤。”

 

  “1967年,越南代表团来到云南,当时的红星剧场3楼小放映厅小范围地放映了《阿诗玛》。放之前讲了,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让越南代表团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后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挤破了脑袋想去看。我去了,杨丽坤也去了。”

 

  “结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来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心里很难受,很后悔‘为什么拍了这么一部电影’。那时她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部片子没什么,而且音乐非常棒。当然我也没公开说它好。”顾春雨直言道。

 

  顾春雨是1965年9月到云南省歌舞团,最初是乐队演奏员,同时也常写歌曲和舞蹈音乐,后来又兼乐队指挥。与顾春雨正式交往前,杨丽坤绝不缺乏追求者,据说其中还有地位显赫人士。

 

  杨丽坤的七哥杨克武说过,妹妹红了以后,收到过大量的求爱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业,不想过早论及儿女私情,有意识地处理掉了这些信件。

 

  殷佩娴说,在上海时,杨丽坤曾和赵丹之子赵矛谈过一场短暂的恋爱。她喜欢那种年轻有为,追求上进的青年。

 

  “我喜爱唱歌。从四清工作队回昆明之初,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歌队的同志在琴房唱歌,她爱趴在窗户旁听,慢慢地我们就熟了,有时还一起去看电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四清工作队时,我接到长途电话得知我父亲过世了,心里十分痛苦。她专门过来安慰我,这让我印象非常深,觉得她很善良。

 

  “我刚开始跟她好的时候也有顾虑。有人劝我,觉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长。我也有这个担心,还去找她郑重地谈了一次,但是她很坚决。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并不是一个作风不好的人,实际上她很严肃。”

 

  “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觉得她是大明星,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歌舞团团员,不希望我们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杨克文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强制地带走了她。”

 

  顾春雨的回忆被殷佩娴证实,她说,那会得知消息的顾春雨气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拼命把他劝了下来。

 

  “他们把她带到了镇沅,恐吓她,你在这儿是出不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写信也没用,邮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给你截住。”

 

  “她信以为真了。他们还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白求恩的画像,告诉她,她就要找这样的人,并且已为她相中了一个医生。于是她就病了。谁给她吃药都不吃,她老觉得有人要害她。”

 

  “这样杨克文着急了,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不对。我站在装满油罐的大货车里一路到了镇沅。他哥哥见了面后,说对不起什么的一大堆,然后带我去看她。见了她,她说,你怎么来了?我已经在这儿了,你怎么也来了?你来了我俩就都出不去了,这是一个魔窟。我这才相信她真的发病了。”

 

  “我让她吃药,说不会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坚持吃药,一天3次,吃了就睡觉。一个月之后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原原本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过年前,她五哥被单位派到乡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请她吃饭,当时外面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觉得心里有虫子在爬,觉得人家给饭里下了毒。那时云南搞武斗很厉害,她极有可能将这些事都纠合在一起想了。”

 

  “我们回到昆明后,我都计划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疗,远离那个环境。但看到她好了,杨克文他们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带走。杨丽坤素来尊敬这位兄长,不敢违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对我说。他们带她去了东川,一连四五个月没有消息,我写信给她也不回。等到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要跟我断绝来往。我们最终分了手。”顾春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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