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阿诗玛杨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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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阿诗玛杨丽坤

杨丽坤的婚姻

2014-06-07 22:03 发表人:感恩天下

  云南省歌舞团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里有杨丽坤。她在那里待了近一年时间。

 

  殷佩娴觉得彼时的杨丽坤“还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样,甚至还参加了样板戏的演出。

 

  但杨丽坤私下的言论却让她胆颤心惊,“她评论国家高层领导,说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赶紧要她别说了,千万别被外人听见。”

 

  终于有人向组织上汇报了杨丽坤的“妄言”。时值1970年夏,《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正在登载《彻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杨丽坤的二姐黄晓在“电影传奇”里谈到,某次大会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说《五朵金花》是毒草,杨丽坤当即反驳道,周总理说《五朵金花》是好电影,江青同志说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这年,杨丽坤的大姐杨琴写了一封信,千方百计托人呈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下达指示,治病要紧,速将杨丽坤同志送往精神病院医治。

 

  杨丽坤在昆明长坡医院小住后,转送到了医疗环境相对宽松的湖南郴州医院。殷佩娴在那里陪她度过了一个月。她说,病房里,病人与陪护睡一张床,房间里挤满了18个人。睡觉时时有男病人突然闯进房内,闹得不得安眠。

 

  后来,杨丽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见到杨丽坤时,已是1973年,杨丽坤刚结婚不久,并怀有了身孕。

 

  “唐凤楼把她从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俩拎着行李站在两棵大树下,团里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敢理睬她,样子十分可怜。我上前一把拎过她的包说,你们跟我走。”

 

  杨丽坤与殷佩娴谈过她与唐凤楼的婚姻。殷佩娴感到,唐凤楼虽然只是广东凡口铅锌矿的工人,但杨丽坤还是满意这段婚姻,她觉得,“唐是上海大学生,精通英语,知识面蛮广的。”

 

  “我和杨丽坤的婚姻真是一两句话难说清楚。原来广州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写的一本书取名为《我与阿诗玛的爱情》,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唐凤楼说。

 

  1973年,他从广东赶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他几乎惊呼:“天啊,她身上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除了一双眼睛好看,脸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却选择了她,唐凤楼说一是基于强烈的同情,二是杨丽坤的善良打动了他。

 

  在凡口领取结婚证后,杨丽坤不安地告诉他,她的幻听还没有好,感到对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说给他。

 

  “所以说她很天真善良。我听后一愣,就想以后多安慰安慰她,多给她点温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后杨丽坤的幻听频频发作,耳边常有位“爷爷”跟她说话,指挥着她的意志行动。

 

  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杨丽坤在生完孩子后,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后对他说,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说,我不想与你结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结婚的。她还给别人写信,那信拿出来,完全不像是病人写的。我那时才30出头,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过离婚。

 

  “等我搞清这也是一种病态时,我放弃了。我看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我就用它来鼓舞自己。”

 

  眼见妻子的病情渐渐加重,唐凤楼决定送杨丽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临行前,杨丽坤坐在两个儿子身边,一会亲亲这个,一会吻吻那个。一边用大蒲扇给儿子扇着风,一边温柔地说: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说着,她的泪水汗水掺和一块滚落而下。

 

  从郴州精神病院出来后,杨丽坤独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她被送往长坡精神病院。其后唐凤楼又将她转到上海精神病院。

 

  严学恒说,1978年他和殷佩娴陪着团长一起到上海为杨丽坤平反落实政策。他们为她念平反书,并告诉她,江青已经垮台了。她叫道,你们不要乱说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会垮的。

 

  他们把她接出了医院,在外玩了两天。杨丽坤还清楚地记得殷佩娴女儿的小名。告别时,殷佩娴听到身后的铁门“哐”地合上了,她扭回头来,透过网状铁门,发现杨丽坤站在里面望着她,哭。她不禁在门外潸然泪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凤楼告别时,妻子不吭声。他坐在藤椅上陪着她,最后他对她说,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声,在他的头上摸了摸说,走吧。

 

  傍晚时分,唐凤楼在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小九“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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