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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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17年6月2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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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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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英豪邓演达

2014-06-09 18:52 发表人:感恩天下

  邓演达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1905年,邓演达随父到淡水读书。淡水邻近香港,文化较发达,传播进步思想的书刊如《民报》等都能看到。当地民间有关孙中山神话般的传说,使少年邓演达无限崇敬。1909年,年仅14岁的邓演达,便考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虽为清政府设立,但中国同盟会已渗入其中,学堂学长邓铿是邓演达父亲的好友,是从事秘密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在学期间,邓演达很快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


  1911年4月,陆军小学的同盟会会员受命参加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由于起义计划不够周密而失败。1913年,邓演达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适逢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邓任第三连连长,积极投入北伐的准备工作。但“二次革命”最后又以失败而告终。


  多次革命行动的失败,邓演达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强大的革命军队。于是,他决心继续在军事上深造,等学有所成,再为国效力。1914年,他进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6年冬毕业,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这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1919年2月,24岁的邓演达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准备在统一两广的基础上出师北伐。陈炯明野心勃勃,阻挠北伐,1922年暗杀邓铿,窃取第一师师长职位;又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第一师面临被分化瓦解的危险。邓演达联合李济深、叶挺等人形成核心,与陈炯明周旋。他临危受命,联络滇、粤、桂军,组织西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从西江东下,从陈炯明手中夺回广州,邓演达战功卓著,1923年2月,迎孙中山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孙中山提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坚辞不受,推荐陈铭枢,自己担任第三团团长。孙中山对他非常赏识和器重。调邓团守卫大元帅府和广州,并授予他少将参军之职。当他奉命筹办黄埔军校时,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他饯别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邓仲元(即邓铿)师长的伟大、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没有择生(即邓演达)的忠贞和热诚,也没有巩固的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由此可见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中的重要作用和崇高威望。


  1924年,国共合作。邓演达衷心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是军校7个筹委之一。孙中山拟委任他担任教练部主任,他谦虚地推荐李济深担任正职,自己甘居其副,并兼学生总队队长,后升任教育长。他尊重苏联顾问,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密切合作。他办事认真,雷厉风行,为人师表,住在校内与学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随即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由黄埔军校改组而成,但仍通称为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3月,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邓演达予以指责,为此遭到软禁。后来,蒋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邓改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兼湖州军分校教育长,不久,又将他调离黄埔军校。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武汉开始办公。蒋介石竟要求迁都到他便于控制的南昌,并扣留经过南昌的中央委员。邓演达和吴玉章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当蒋介石到武汉来活动迁都南昌之事时,他发起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对其质询。


  为了阻止蒋介石的独裁行为,1926年7月邓演达冒险实行了“庐山兵谏”。1926年7月,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邀请蒋、汪上庐山“谈一谈”,且约定双方只能带几名高级助手和一个营的士兵作警卫。于是邓演达、唐生智都上了庐山。在山上,邓演达说服唐生智,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兵谏蒋介石,逼他继续北伐。这天晚上,蒋介石寓所的门外走来两名身挎驳壳枪的军人,说是有秘密情况要报告,哨兵还没来得及问明情况,就被缴了械。带队的邓演达、唐生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把他从床上赶了下来。


  起初,蒋介石猜想这次行动定是鲍罗廷所谋。其实鲍罗廷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事后,蒋介石知道了实情,对邓演达恨之入骨。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全会明确提出提高党权,旨在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为了限制蒋介石独裁的恶性发展,会议通过了《统一党领导机关案》等多个决议案;同时免去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会后,邓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为此,蒋介石一直视邓演达为心腹之患。


  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武汉“清党”反共在即。面对危急的革命形势,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挽救革命做最后努力。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两次登门劝说汪精卫不要与蒋介石合流。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定出走。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根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


  1930年5月,邓演达来到上海,8月9日,在上海格罗希路大福里(今延庆路29弄1-21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选举了中央机构——干事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事会总干事。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蒋介石集团,为复兴中国革命,领导全体党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主张一方面建立平民群众的军队,一方面瓦解和争取蒋介石的军队。邓演达利用他在黄埔学生中的影响,建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会员达数千人,遍布全国。还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和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争取了不少人,严重地动摇了蒋介石统治的军事基础。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蒋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


  1931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20号举行受训干部结业典礼,邓演达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本是一次极为秘密的活动,为了慎重起见,邓演达于前一天夜间就来到这里。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陈敬斋,也早已混入会场,他在会议中途以肚子疼为由溜出去通风报信。当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外警探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面对特务的到来,邓演达面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特务被他的气势吓倒,一时僵在那里不敢动手。


  8月19日晨邓演达被押送至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当夜,侦察队有个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演达说,从侦察队到法租界距离不过两里,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演达对他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这次脱险机会,被他婉言回绝了。


  8月21日,蒋介石急将他押解南京,押送队队长建议他半路逃跑,又被谢绝。邓演达被单独关在“优待室”里。关押期间,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等高官厚禄,或由蒋介石任总司令,邓任副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均为所拒。陈立夫也受蒋介石之意,劝邓演达与蒋合作,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蒋先生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厉斥责:“蒋行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叛离了革命!”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又派人向邓转达他的意思,企图说服邓演达。来人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我们之间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提出只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愤然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11月中旬,邓演达被移禁富贵山炮台后,蒋介石亲去见邓三次。他们谈话,蒋的声音总是很低,邓多是大声斥责。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蒋对邓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复得很干脆:“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两人争论一阵后,谈不下去了。蒋匆匆走了出来,满脸阴沉而铁青。


  11月下旬,在两广军阀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为清除重新上台的心患,蒋介石又命陈立夫派邓的朋友李熙元见邓,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以后,邓不写反蒋文章,邓即可获释,邓演达断然拒绝:“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至此,蒋介石考虑下野后两广及其他派系均不可怕,只有邓演达深孚众望,能分散黄埔力量,动摇其统治根基,是他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因此决心在下野前夕杀害他。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半路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刚走出车门,枪声突起,一代英豪,惨遭杀害,年仅36岁。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处决了出卖邓演达的叛徒陈敬斋。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并在碑后镌刻烈士生平。


  中国共产党对邓演达的不幸遇害也深表痛惜,并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多次提起他,1961年同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在批阅《后唐书》时,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81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称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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