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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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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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夫人与邓演达

2014-06-09 18:43 发表人:感恩天下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孙夫人去了欧洲考察。随行有一位国民党的一位左派领袖邓演达。


  邓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国民党内的重要的负责人,在一张拍摄于1927年2月的照片上登他是当时武汉政府的要员,他积极的主张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大革命失败后。宋和他为里寻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一同去了莫斯科,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党受到王明左的思想的影响,认为国民党左派比右派更“危险”,对于这种幼稚病,夫人觉得很可惜。之后自莫斯科到达柏林之后,宋因自己的“15岁即赴美,中文根底颇觉吃力。”在邓的指导下;“补习”中文。邓将新文化时期的作家的文章与夫人做范文讲解,夫人的中文功底就是在那时奠定的。后来她写的文章周总理评价很高。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邓演达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未来阶段中,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1926—1927年的北伐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农民之所以能够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打胜之后就会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革命的流产、失败、遭到镇压主要是由于限制农民行动的错误和压制农民的罪行。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他就积极地在军队开进之前开展当地农民的组织工作。在这些事情上,周恩来后来认为他的看法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似的。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的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邓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证明是不切实际和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


  1931年的初夏,在国内传来宋老夫人在青岛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决定回国,邓还是先行!在8月宋太夫人病逝后,邓仍然积极的准备第三党的反蒋的活动,他杂自己办的刊物上发表反蒋的文章。严词犀利,直切要害,引起蒋的记恨,很多人都很为他的安全担心。夫人说;“择生你写文章,可要小心啊,蒋介石这条狗旺旺直叫!”但在宋太夫人的葬礼的前三天邓就被捕了。蒋介石很想收买他,邓最终坚强不屈!不向蒋低头,在11月29日深夜,被秘密处决。


  在蒋的下野前夕,传出邓的被害,很多的人都不怎么相信!孙夫人自上海反南京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和邓演达有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节,你把邓叫出来!”要求见邓。蒋不答应。夫人说:“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可以派人监视我们谈话。”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夫人坚持要见邓,蒋只好窘地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听了勃然大怒,一只说把茶几锨翻。蒋惊的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宋庆龄以后每隔十年总要公开地纪念一次邓演达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为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1980年,当时她自己已年老多病,还应邓所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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