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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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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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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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复辟时的冷笑话

2014-06-10 18:36 发表人:感恩天下

  张勋复辟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笑剧。


  在复辟的季节里,最宝贵的莫过于是脑后的那条辫子。众所皆知的是,张勋不但自己留辫子,他的军队也全是辫子,“辫子军”一名由此得来。据说,张勋在去见清帝的时候,太保世续说辫子与时世不合,劝他将辫子剪去。张勋听后十分恼怒,便在清帝面前起而为辫子辩护:“我手下的兵,个个都有辫子。这些兵之所以要有辫子,这在军事上关系重大。正因为我的兵都留辫子,所以奸宄之徒就难以混入。如今这些乱党奸徒,岂不个个都是没有辫子的?”


  复辟的当天下午,当手下报告街上到处都是留辫子的人后,张勋听后乐不可支,拍腿掀须大笑道:“我说人心不忘旧主,今日果应其言。不然,哪里来这许多有辫子的人呢?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在这些复辟大佬中,众人的辫子都保留完好无损,唯独康有为的辫子既短而秃,垂下来也不过

六七寸,蓬蓬然如蒲草一般。当有人指斥他不像个复辟派时,康夫子便辩解说:“我自从戊戌年后亡命海外,不得不剪发易服。自从辛亥国变后,这才返回祖国,重新蓄发,距今五年有余,所以长不盈尺耳。”众人问他,辛亥年后,别人都剪发,为何你反而要蓄发?康夫子得意的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康有为不但发辫短,胡子也因为化装入京、掩人耳目的需要给剃掉了。当复辟大功告成之后,康夫子希望获得首揆(首席内阁大学士)一席,张勋向宣统请示的时候,瑾太妃以为不可,说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康有为得知后,极为懊丧,急忙从药店买来生须水,一小时内抹上两三次,且时时揽镜自照,不啻于农夫之望禾苗也。


  刚做了半个月内阁总理的李经羲得知复辟消息后,急忙来找张勋,质问他为何不通知自己……且未曾安排自己任何职位!张勋笑道:“老九莫怪,论你资格,当然有做宰相尚书的希望。不过呢,你的前程,生查查是被没有一条辫子断送掉了,我替你着想,委实有些不值得。”


  李经羲愤愤的道:“真是这样吗?那李盛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成员之一)有辫子吗,他又为何做了农工商部的尚书?”张勋说:“他虽然剃了头发,但对复辟却很有点功劳,你若想再为清室大臣,快回去蓄发,那时我再给你设法。”李经羲冷笑道:“只怕我的头发蓄成,那宰相尚书仍然挨不到我呐!”说罢,李经羲便出京跑了。


  说到李经羲,在张勋在赴京途中还特意在天津把他拉上,两人一起上北京。在火车上,李经羲见张勋携一巨匣,呵护备至,似乎里面装有极其重要的物件。李经羲觉得奇怪,便问张勋里面何物,张勋故作神秘,笑而不答。李经羲禁不止好奇,一再发问,张勋这才神秘的低声说,里面乃是“靴帽、袍褂、翎顶也”(即清朝官服)。李问他带这个干吗,张勋说:“我久不见幼主,这次顺便去宫中叩见请安,你也是先朝大臣,何不跟我一块去觐见?”李经羲心想我是民国的内阁总理,怎能去参见前朝废帝,于是便与未携带官服为由加以推脱。张勋却认真的说:“这个无妨,我这里备有好几份,届时借你一套即可”。李经羲因为他开玩笑,便随便答应了。


  等到了北京,张勋真的马上要去宫中觐见宣统,临行前硬要把李经羲拉上,李经羲觉得多有不便,便以无官服而婉言谢绝。张勋很不以为然,随手将自己头上的官帽摘下,硬戴到李经羲的头上,还大笑道:“张冠李戴,有何不可耶?”最后走到半路上,李经羲才找了个借口跑掉了,这大概是张勋没有给他封官的原因之一罢。


  张勋复辟后,给总统黎元洪拟了一个奏请归政的奏折,但在批词上却对黎元洪的称谓颇为踌躇,开始想称之为“总统”,觉得不甚妥当;后又拟称之为“该大臣”,但民国元首,终究不该用“大臣”称之。想了半天,很费脑筋。最后,康有为说,不如称之为“该员”,最为妥善。众问其故。康有为说,中国本归陛下所有,前因辛亥革命,陛下为息事宁人起见,这才将天下大事委托给袁世凯管理,袁世凯死了,黎元洪继任,这两人不啻于陛下之“管理员”也,因而称“该员”最好!


  随后,张勋派梁鼎芬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要求黎元洪奉还大政,然梁鼎芬从未行过鞠躬礼,勉强行之,样子实在令人发噱。只见他弯腰曲背,两手置地,首低胯际,臀尖高耸,礼毕后面红颈赤,气喘如牛,远不如跪拜礼来得自在。等到复辟失败后,梁鼎芬又去见黎元洪,口称大总统,行跪拜礼。黎元洪冷笑道:“阁下如何前倨而后恭耶?”梁鼎芬腆然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张勋复辟后,给自己印了个名刺,这个名刺不一般,长约九寸,宽约四寸,上面印有“前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前江苏都督、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现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命御前议政大臣、晋封忠勇亲王张勋”等字样,官衔五行并列,见到的人无不发笑的。而张勋却得意洋洋,自以为有清一朝,就没有比他更风光的了。


  张勋受封“忠勇亲王”后,其爪牙们兴高采烈,乐不可支,唯独部下某秘书却忽然向张勋提出辞职。张勋愕然,问他这是何意。该秘书说,大帅既封亲王,对于宣统就该自称奴才,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对大帅称奴才了,我虽寒素,却不愿做奴才,更不愿做奴才之奴才。张勋大怒,骂道:“你还没有称奴才的福命呢!要走就走!”说罢,立刻让该君滚出。


  张勋的老婆曹氏倒是反对复辟的,可惜她是妇道人家,张勋不肯听她的劝。在复辟成功后,张勋得意洋洋的告诉曹氏自己已经被加封为“忠勇亲王”,谁知道曹氏却大骂他说:“民国待你不薄,你今天冒天下之大不韪,惹下滔天大罪,你就算不为自己考虑,难道不为子孙考虑一下吗?你今天被封为忠勇亲王,我就怕你明天要作平肩王了!”张勋不解,问:“平肩王是啥意思?”曹氏说:“你将来首领不保,一刀将你的头砍去,你的颈不是与两肩一字平了吗?”张勋听后大怒,摔门而去。

  张勋有两个侄子,一名弼廷,一名敏斋,他们也是反对复辟的,曾相与劝谏张勋说:“吾叔负天下之重,万不可冒天下之大不韪。现如今在你身边奔走献策的人,都是为自己谋划,岂可入其彀中?”张勋听后,拍案怒骂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其实张勋自己到底懂得什么,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段祺瑞马厂誓师后,东路讨逆军随后进逼丰台,与辫子军发生激烈交火。在这次战斗中,倒有一事值得记录一笔,那就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讨逆航空队首次出战,并向辫子军的阵地和皇宫投了炸弹。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而去还是轰炸了紫禁城。


  据记载,紫禁城总共挨了三枚炸弹,虽然都是尺把长的小炸弹,但这足以吓得宫中的小皇帝溥仪、太妃和大臣、太监们魂飞魄散了。在炸弹扔下来之后,这些人慌作一团,纷纷扎进床下,仿佛睡觉的那个地方是最安全的。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虽然没有爆炸,但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几个太监给吓个半死。


  王士珍的学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在被授予长江水师提督后,也曾入宫叩谢“天恩”,并给张勋送了一张门生帖子。据说,摄政王载沣曾送给张敬尧一套朝服,但裤子太长而靴子又太小,因时间来不及该做,只好上身穿着朝服,下身穿着军裤军靴入宫请安,不伦不类,当时被引为笑谈。后来风向变了之后,王士珍赶紧通知张敬尧立刻跑路,这才免于被讨逆军所捉。


  陆军部尚书雷震春,是最早参与复辟的,听说张勋之所以让他做陆军部尚书,就是因为他的名字起得好,“春雷滚滚、震耳欲聋”!这位出身小站的震威将军,曾做过江北提督、第七镇统制,在袁世凯时期便是复辟老同志了。这一次被封为陆军部尚书,雷震春穿着崭新的朝服,乘坐摩托车去宫中谢恩。到宫门后,车尚未停稳,雷震春便从车中跃出,结果摔出四五尺远,额头都碰出了血。护兵急忙上前扶他,问:“大人,痛否?”雷震春说:“心乐则不觉痛。

  谢恩后,雷震春被赏在紫禁城骑马,没想到上任没几天,讨逆军就攻进北京,雷震春只好化装成苦汉,拉着人力车仓皇出正阳门,想从东车站逃走。没想化装技术不过关,很快便被人认出,结果仍旧被抓。后来有人在报上画了一个滑稽画,并配了一联:“不在紫禁城骑马,却来正阳门拉车!”

  

  直隶省长朱家宝是积极响应复辟的地方大员之一,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得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缒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望阙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


  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久疏跪拜,竟至于不起,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掖起。回家后,朱家宝为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至膝腿酸软为止。没想还不到三天,他便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逼出了督军衙门,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这下好,朱家宝尚书没有做成,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


  辫子军与讨逆军作战失败后,张勋只好向清室请求辞去直隶总督及议政大臣之职。清室问张勋意欲何往,张勋说要率队回徐州,并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四十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四十万岂不是花五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五十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讨逆军即将攻入京城之时,张勋任命的那些伪官个个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唯独法部尚书劳乃宣誓死不去,别人劝他赶紧跑路,劳乃宣说:“我在前清时,不过是个提学使司,今蒙圣恩高厚,荐升执掌全国司法机关,虽到任数日,关于各省民刑诉讼案件,一件不曾办过,已有尸位素餐之诮,如果要是再擅离职守,越发对不住皇上了。如今之计,唯有抱定一个主义,生是法部的官,死是法部的鬼。我现在就在大堂之上,悬挂一条巨大索,若是叛军入城,我就在这里悬梁自尽,效忠皇上。”但查了劳乃宣的生卒年份后,却发现劳老死于1921年,相必是当时自尽时为人所救。


  说起这个劳乃宣,乃是一极顽固的老翰林,民国成立后便匿居青岛,发誓不做民国的官。这次蒙张勋赏识,当上了法部尚书的大官,但此人乃是传统功名出身,对现代法律一无所知。为防止别人讥笑他不知法律为何物,劳乃宣从琉璃厂买了一部《大清律例》,从早到晚,每日捧读。友人见他一把年纪了还这么用功,便劝他说:“公临时抱佛脚,就算竭尽脑力,也记不得那么多。何况新政以后,旧律例已不适用,你应该多看新法律,这才是解决办法。”劳乃宣听后很不高兴:“大清帝国当然该用大清律例,什么新法律,我不要看!”此人之顽固,可以想象。


  倒是同时被任命为法部左侍郎的江庸,反有自知之明,他在接到任命上谕后,惊诧莫名,随后致函张勋调侃道:“我既无复辟之资本,也未与公等之密谋,陡然间获得这个职位,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想必是我之前曾任司法次长,对民国新法律稍有知识与经验的缘故。但我对于帝国之法律,从未问津,如公等非要我做这个职位,我只好先入帝国法律大学校,等学有心得并获得毕业证书后,再效驱驰也不迟。如能虚位以待,亦可也。”江庸并非是复辟一派,如何任命他为法部左侍郎,岂不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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