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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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偶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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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翁偶虹

2014-06-15 18:35 发表人:感恩天下

  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进了《北京晚报》,不久就去编“五色土”副刊,在这里,我认识了翁偶虹先生。最初只知道他是《红灯记》的作者。我对京剧所知有限,特别是老戏,没听过几出。但《红灯记》却并不陌生,“文革”中我所在的那家工厂,有过一个庞大的京剧团,可以演全本的《红灯记》。刚进厂那段时间,我还在剧中串演过日本兵和游击队员。我们班组的马师傅,是从专业戏校下放来的,她唱李铁梅,很像刘长瑜。她很大方,那时我们都十六七岁,贪觉,上夜班特爱犯困,班长就让她给我们唱一段儿,提提神。后来见了翁先生,我还和他提起过。我曾在心里想像能写《红灯记》的作家是个什么样儿,见了面,还是让我很吃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是一位留着长长的胡须,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者。我去他家约稿,有时是写好的。有时没有写好,他总是先泡一杯茶给我,然后去里屋现写。我则一边喝茶,一边欣赏他养的鸟儿,养的花儿。时间不长,文章写好了,还要再坐一会儿,聊几句,然后才告辞。慢慢地,对翁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从年轻时代就喜欢养花、养鸟,无论多忙,他都是“半日工作制”,剩下的时间就用来伺候鸟,伺候花。在翁先生那里,有时还能遇到的,一个是过士行,一个是徐城北。他们二位并非要请翁先生写文章,他们是找翁先生聊天的。翁先生说,他们是想从我这里淘换了东西,然后自己写。后来老过写《鸟人》,恐怕就从翁先生那里得到过灵感。


  翁先生是我们“五色土”副刊的老作者,经常写一些戏剧评论给我们发表,有时也写一些回忆梨园往事的文章。他的旧体诗写得很有点意思,常常是应年轻演员之请,赞扬他们在舞台上的风采。那时的他,已经从中国京剧院退休,不再编写剧本了,而各式各样的长文短章,却经常见于各地的报刊。内容也不全是写梨园行儿的,有时也写北京的风土民情、市井文化、乡土艺术、节令趣闻。他是老北京,土生土长,在他的笔下,北京的许多玩意儿如数家珍一般,奉于读者面前,给人一种如睹其物,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江青曾把翁先生称之为“旧式文人”。其实,“旧式文人”有时要比新式文人更有趣味。翁先生就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京剧,连带着喜欢一切和京剧有关的东西。脸谱就不说了,他写《我的编剧生涯》,其中有一章专门写到陪高庆奎先生逛隆福寺庙会,真正是声情并茂,五彩缤纷。那天他们走了四个摊子,一个是“鬃人儿”,老北京又叫“铜茶盘子小戏出”,就是把这种“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内,以棍击盘,利用铜盘的颤力,使盘子里的鬃人团团乱转,仿佛舞台上的活人大戏。第二个是“影戏人”,也就是皮影,它的奇特之处,是逼真肖像,行家一眼就能认出姓什名谁。高庆奎当时就特别兴奋地指着说,这是老谭(谭鑫培),这是大头(汪桂芬),这是我的老师老乡亲(孙菊仙)。第三个就是“面人汤”,这些手艺人,可谓妙手生花,不仅能捏一般的人物,还能现场写生。翁先生当时就曾摆出了身段,请他们照此制作。高庆奎在当时名气大得很,他能到场,面人汤的师傅觉得很难得,特意提出要请高先生摆一下《战长沙》里关羽和黄忠的身段。结果,不到两碗茶的工夫,酷似本人的面人就送到了高庆奎的手里,把他惊得目瞪口呆。最后一家是托偶人儿(即杖头木偶),虽然抱怨着“三块钱一个,比一袋白面还贵”,翁先生还是出八块钱买了一出《连环套》,窦尔墩是金秀山的脸谱,天霸像俞菊笙,朱光祖则像王长林。临走的时候,老板还饶了一份“王小打老虎”和一份“猪八戒背媳妇”。


  这样的盛景我们今天是无缘再见了,历史沧桑,江河横溢,淹没了多少值得人们留恋的记忆,剩下的只有等待修复和再现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然而又何其难哉。有些东西是无法再生的,它总是和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人走了,也就带走了属于他的一切。每次路过永定门,望着新修的城门楼子,我都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觉得它特别不真实,缺少一点生气,我想就是因为把过去的人脉挖断了。城门楼子可以再修,人气人脉却接不上了。记得当年陈建功曾经建议把翁先生的日常生活用影像记录下来,那是一个“旧式文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非常难得和可贵的。但那个时候既没有如此便捷的DV,陈建功也还没有当官,至少还没有把官当得很大,还属于人微言轻,说话也引不起别人的重视,片子也就没有拍成,真的成了一件憾事。现在,我们只有通过文字来想像翁先生在生活中的情态了。他的确是个旧式文人,他的趣味,他的习惯,他的嗜好,他的生活方式,都属于另一个时代,但是,他的脑筋绝不老朽,他的思想有时甚至还很新潮,跟得上时代潮流。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认为美的一切,我也和大家一样,爱看、爱听。杂志上的‘美的头像’,有人硬说不美不爱看,我认为是假道学。”


  其实,他的通达,他的和善,他的坚持,他的放诞,都记录在他的文字里。有一年,他的弟子张景山送他两本挂历,其中一本就是“半裸体的健美图像”。弟子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翁先生却说:“这有什么关系,挂在我的床头,午睡醒后,正好解困。”他还进一步解释道:“由此引申,日常来访的人,凡是我认为风度翩翩、态度爽朗的女同志或男同志,总觉比招待酸腐猥琐的人兴会的多。”他说:“我并不以年老而老少年之心、少年之趣;客观的事与物,一切由我自主,自己拿主意。我的主张是过眼即空,胸中不留一物;豁然开朗,心中不滞一痕,真正滞留在胸中心里的,还是每天四个小时的写作。”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他在其他场合也曾表白过。他写过一篇《自志铭》,交给我在“五色土”副刊上发表:


  也是读书种子,


  也是江湖伶伦,


  也曾粉墨涂面,


  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


  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


  只青一衿,


  路行万里,


  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


  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


  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


  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


  为一代今之古人!


  这一段骈体四六句,概括了翁先生的一生,把几个大的关节都说到了。而且,翁先生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在这里也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一些新文化所培育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看不起这些“旧式文人”的,以为是“玩物丧志”;但在人生的韧性方面,有时又不能和他们相比,脆弱得很。他们骨子里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包装在温文尔雅之中,真的令我辈心生羡慕。“宁俯首于花鸟,不折腰于缙绅”,这样的态度,不是更胜于对权利和财富由衷的崇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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