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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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农历: 二零一八年 三月 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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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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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小生叶盛兰往事

2014-06-15 18:29 发表人:感恩天下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1957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1957 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病倒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 “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20世纪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1963 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 ’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逝世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 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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