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紫霞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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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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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紫霞的爱人成了叛徒

2014-08-04 18:51 发表人:五月彩虹

  江竹筠、左绍英所经受的折磨和痛苦是只有女犯才有的。如果说她们的痛苦会在难友的爱戴、温暖和慰藉中逐渐得到克服,那么.女犯还经受着另一种性质的痛苦。


  这样的痛苦首先落在女犯皮晓云的头上。皮晓云和牛筱吾是同乡,同上小学、同出走到城市作工,同在豫丰纱厂当工人,于1948年4月6日同时同地被捕,在同日被关到渣滓洞女牢,渣滓洞许多男犯称她倆为“牛皮”取其姓又带有坚韧的表彰之意。她俩被审讯时.特务把她俩自己亲笔写的自传摊开要她俩承认党员的身份,她俩曾十分不解为何自传竟落入敌人之手?当她俩关到渣滓洞楼上六室女牢时,她们一眼就认出了楼上五室的许建业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


  许建业向她俩说出了她俩的自传和被捕原因。许建业于1948年4月4日被捕后.因怕他留在志诚公司的党的机密文件丢失.焦急不安.竟轻信了敌特看守陈远德的允诺.让陈远德送信到电力公司刘德惠处.要刘去销毁文件,结果看守兵密报上司.刘德惠被捕,在许建业住处搜出了机密文件、工人自传,这样“牛、皮”因自传被搜出而被捕.许建业失误后悲愤已极,悔恨不已,曾碰壁自杀未遂。


  她俩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没有为自己的被捕而对许建业有丝毫的怨恨,谁能没有失误呢?虽然这失误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许建业的坚贞,戴着手铐.上了几十斤的大脚镣还表现出对她俩的关心、爱护,使她俩仍然爱戴这个重庆市委工运书记,她俩入党的引路人。她们没有一丝后悔。许建业怎么会被捕呢?是任达哉带领了特务在和许建业约会的地点把他逮捕了的。许建业说“我在茶馆里看到任达哉来了,身后有特务,我以为他是应付一下,就起身到厕所,可是任达哉追来了.我被捕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皮晓云头晕目眩,她支撑不住,她倒下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牛筱吾也有点发懵了。


  牛、友在中央印制厂作工时就认识了任达哉,是他介绍她俩入了党。居然是他出卖了许建业.这已经足以使两个姑娘震惊。更使人震惊的是:皮晓云告诉牛筱吾,她早已和任达哉恋爱.并且快要结婚。


  皮晓云,一个22岁的少女把她纯真的爱奉献给了一个男人,那不是一般的男人.那是她理想的支持、事业的伙伴。她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好向往同这个男人连在一起,在她的心中共产主义有多美好,这个男人就有多美好!他是她心目中真善美的化身,怎会变成卑鄙无耻出卖同志的恶鬼?皮晓云的心阵阵绞痛!她总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牛筱吾虽然已经确认了任达哉的叛变,但不忍看皮晓云痛苦和希望的眼,要弄个真凭实据让皮晓云不致有其他的幻想。牛筱吾写了一张纸条给任达哉,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老许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


  一切都明确了.幻想破灭了!皮晓云简直无法忍受了!她恨,她恨自己怎么长了一对不辨真假的眼睛!她屈辱呵!她怎么竟爱上了一个叛徒?!渣滓洞本是阴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晓云觉得难友们看她的眼神也使她感到是那么又冷又寒,姑娘怎经得住这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不送出去治疗马上会有生命危险,经过多方设法她被送到沙坪坝沙磁医院去抢救了。当皮晓云回到渣滓洞女牢时,红润从她白白的脸孔中消失了,胖姑娘瘦了.眼神呆滞了!难友们不忍多看她,难友也没有语言能安慰她痛苦的心!


  许建业1948年7月22日在重庆大坪被公开枪杀了!噩耗传到渣滓洞,渣滓洞沉浸在悲愤之中。1949年7月22日,渣滓洞停止文娱活动,严肃地悼念许建业牺牲一周年。皮晓云,在多少个年头的7月22日都在心灵深处痛苦呼喊:“老许呵!如果不是任达哉叛变、你不会被捕!不会牺牲呵!”


  女牢还有个女犯经历的痛苦可能比皮晓云更深沉难言。她一来到渣滓洞就和我同住在楼上六室。大概1948年5月中旬,特务把许建业、刘国鋕被提出渣滓洞转押白公馆时,她丈夫也在里边,就这样我俩谈话的内容多了一点。女牢搬到平房后我俩仍一直在一个牢房里边,只要新来了犯人或是传出谁当了叛徒.我俩一定要打听清楚,当听到我的未婚夫刘国鋕和他丈夫都坚贞如故时.我俩就喜悦异常。我们懂得自己的价值要自己的行为来衡量,男人的坚贞不屈不能为自己增添半分重量、可毕竟我们为自己有眼力选择了一个值得爱的人而骄傲。当看守所长李磊散布刘国鋕已出狱的谣言使我陷入苦恼时,她分析各种情况,贴心地安慰我,当刘国鋕又被提到渣滓洞审讯时,李磊制造的谣言被粉碎了,她说:“你看我分析正确吧,他是一条硬汉。”


  万万没有料到1948年12月我们听到了她丈夫叛变的消息。连我都不相信那是真的。已经熬过七、八个月.出了什么意外使她丈夫熬不过了呢?必须把消息弄准确后才设法让她知道。12月一天,我突然看到程谦谋被押到渣滓洞来了,我十分奇怪他为什么被捕,我知道他曾在新中国剧社。“六.一”大逮捕后,我曾同剧社的好几个人搭他家的黄鱼车从重庆到成都。回重庆后不久,我从刘国鋕言谈中敏感到他可能已经入党。当我见到他被捕后、想问清楚他究竟是谁出卖的。谦谋告诉我,他被捕同刘国鋕无关,而是市中区委书记(就是我不敢相信的她的丈夫)的叛变。


  消息证实了。女牢的几个难友商量着该如何告诉她,如何对她进行工作,实际上不仅女牢,渣滓洞牢房里不少难友都参加到这一队伍里来了。当我们逐步向她透露她丈夫叛变的消息后,她经过了从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过程,最后她写了一封给男牢的公开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赞扬和鼓励,男牢的信件,纸条向她传来。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她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战胜苦痛。她的脸恢复了白里透红的美丽。她没有别的指望,同女牢的伙伴共同生活到天亮就是她的愿望。


  可不幸的是传来了叛徒丈夫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的消息!她的脸又布满了愁云.她成了叛徒的妻子,要继续坐牢也办不到!她想采取什么手段赖在这里。可难友们对她进行了耐心深入的工作,劝告她:“出去一个是一个!哪能因为他赖在牢房?!只要自己坚定。什么情况下也能继续革命。”“出去吧!出去总有活动的余地。有机会就离开他跑得远远的!”她哭了,她说“我往哪里躲,往哪里跑?我能去的地方他可都知道呀!”难友们虽然不断劝慰,可总找不到万全之计。我有同她在一个牢房一年的情谊,我作为女人十分理解她的处境,于是我要她记住一个地址。让她在绝对安全而不影响同志时去找那个人、要那人把她送离重庆。就这样,我们看到她痛苦地、艰难地离开了渣滓洞女牢。


  1949年8月我出狱后一打听,她没有到我的朋友处,对她的下落已完全不明。解放后所说她丈夫已被镇压,而她仍然下落不明,实际也没有人再去打听她了。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女牢的难友没有谁见过她.只是由于十年动乱期间外调内调的人使我得到了她的地址。当我怀着极大的热枕设法再见到她时,我知道她同现在的丈夫生活得还不错。可我们交谈已深不下去。她对那艰难痛苦的岁月似乎是那么淡然,不愿再提起。我能说什么呢?也许痛苦已把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当我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我的朋友时,她说“我已经是那样的处境,我怎能、我怎敢再去牵连任何一个人?!”这句话使我感到她仍象渣滓洞时的她,这句话道出了她所承受的痛苦,她作为女人经受的痛苦难道不是影响了她一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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