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潜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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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2020年4月3日 星期五

农历: 二零二零年 三月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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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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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焕堂1917年12月出生于河南滑县一个地主家庭。 父亲于子君不善经营田产,也不会理财,家产全部委托自己的五弟照看,自己成天弄些笔墨,是当地较有名的乡绅。他很注重自己唯一儿子的学业, 希望他能到在南京作官的舅舅那里去当一个幕僚。所以,于焕堂在乡里上完小学后就离开乡里到开封上学。


  在开封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参加9.18宣传队到乡下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学校组织“晨钟社”,出版晨钟墙报宣传革命思想,讥讽政府的腐败。后来,由于进步教师受到迫害,于焕堂也受到当局的警告,在开封上学已很困难,于是在舅父的资助下进入北京汇文中学。


  1936年他转为中共党员,并先后担任汇文支部的组织委员、支部书记。


  据他的同学回忆说,于焕堂当时是很善于做统战工作的。他与一个国民党CC派的同学同住了二年,那个人几次半认真、半玩笑地对于说,我知道你是一个红帽子。但却一直没有去告发。


  西安事变后,他与几个好友在宿舍饮酒庆贺,突然从窗外飞进一把匕首,插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委员长安然无恙,你们别高兴太早了。看到纸条,他们干脆在屋里举杯高歌起来。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汇文支部决定在学校开一个庆祝晚会,为了防止特务捣乱,于焕堂特别邀请青红帮的学友助兴,把青红帮把头的功夫节目安排为压轴戏,还请了校长等人参加。CC派和一些特务,在会场周围绕来绕去但始终未敢冲撞会场。


  七七事变以后,于焕堂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边开展党的救亡工作,一边在北大红楼学习,按他自嘲的话说那阵上的是野大学。到年底党支部遭到破坏,于焕堂和北京市的几个地下党员一起绕道天津,最后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时担任学员队支部书记。


  从抗大到河南后,他先后担任了新四军河南确山联络站站长、信阳挺进工作团政治指导员、鄂豫挺进队副政治教导员、总支书、政治教导员、组织股长、新四军五师三团、九团政治部主任、抗大十分校警卫团政治委员、抗大十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训部长、新四军四分区政治部主任、鄂皖边区指挥部副政委。


  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新街、朱堂店、大山寺、八字门、浠水、应城等多次战役和战斗。


  据抗大十分校的老同志回忆,作为学校政训部的领导,他十分关心、爱护一起工作的同志。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体弱的同志骑,在危机时刻也毫不犹豫地救助同志。


  据当时同在抗大的杨阳回忆说,余潜同志两次在危险时救了我, 一次是抗大的部队正以强行军速度摆脱日军,突然迎面打来一阵密集的子弹,顿时走在我身边的炊事员腿部负伤倒下,我当时又急又累一下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不知该怎么办了。子弹在身边直飞。这时余潜冒着枪弹从后面跑上来和警卫员一道把我架起来就势滚到一条沟里。


  还有一次部队过一条河,正逢涨水,下河时水才齐腿肚,还没到河心水就没了脖了。我不会水,眼看着被冲了下去。这时余潜赶过来一把抓住我。当我抱着他的肩向对岸浮去时整个身体都在水上漂着,已经根本着不了地了。


  抗大十分校停办后,余潜到鄂东四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同在师部医务所的王瑞华结婚。那时师部和分区相距时远时近。 据余潜晚年时回忆,当师部和分区相距不远时,王瑞华常常骑马去分区所在地看望他。傍晚返回时余潜又要送她一段,他们双双骑着马,映衬着落日的余晖缓缓骑行在苍翠群山中的山脊曲折的小路上。就是现在我们想像那画面也觉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据五师的老同志回忆, 余潜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王瑞华是当时有名的应城一枝花。两人还是十分和谐的。从此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完革命的人生。


  1946年中原突围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为悲壮的一幕。余潜在鄂东独立第二旅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拥有6000人的部队受命掩护主力突围。 他们在完成唱空城计和掩护任务之后,一路东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进入安徽太湖、岳西边界的冶溪河地区。


  余潜在强渡一条河流时腿部负伤。独二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继续东进计划,会间接中央电示: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独二旅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将部队化整为零,义无反顾地重新进入敌人的包围网中。


  此时余潜因腿伤严重无法随队行动,经中央军委批准离开部队到蕲北隐蔽治疗。因为敌人反复清剿,村庄里根本呆不住,他在一个山洞中隐蔽了许久。后来,警卫员在下山寻找食物时被俘,敌人认为在山上养伤的是政委张体学,逼着这位战士交待张体学藏在什么地方,这位战士致死不讲。所以,余潜常讲,他的生命是许多同志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几个月以后,伤势渐愈,他才得以化装回到解放区。


  1947年,余潜随刘邓大军南下,在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时,因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成绩突出,经中原军区批准记大功一次,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部队院校的建设、教学工作, 历任中南军大湖北分校副政委,陆军第二十一步兵学校政委,政治学院速成系一班班主任、系主任,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等职。


  1956年和1958年两次被评为先进教学工作者。他长期从事我军院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主持制定了全军第一部院校政治工作条例,为我军院校建设作出了贡献。


  他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多次主动退回了给他的额外补助并教育家人要向国家领导人学习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


  他刚正不阿勇于承担责任,文革初期,他作为政治学院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和院长蔡顺礼一道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斗。


  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原学院领导揭发党委的一个决定是院长个人背着党委搞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余潜当时正生着病不能站着,被造反派安排靠坐在一个椅子上陪斗。这时他扶着椅子站起来对着这位“反戈一击”的人说,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个决定是你、我和蔡顺礼同志三人共同研究决定的。


  他的刚直不阿使他受了不少苦。以后造反派勒令领导干部“劳动改造”,故意安排长期患肺气肿病的余潜去烧锅炉。冬天,他在火炉前一身汗,出去拉煤运渣又被冷风吹得透心凉。他咬着牙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比着干。就在那个冬天他多次病倒,肺气肿病愈发严重了。


  1969年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让他到四川工作。许多老战友考虑到他有严重的肺心病,不适应四川的气候条件,另外职务安排上实际上是降了两级,所以都劝他暂不要同意,应将这些情况都向组织谈谈,请组织上另行分配。但他考虑到自己己近三年没有工作,他急切地盼望走上工作岗位,他不能忍受耗费时日的等待,他不考虑身体情况,不考虑职务安排于1970年5月到了四川。


  尽管在文革中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妻子也被造反派编造了许多莫许有的罪名关押批斗,但他置这一切于不顾,在四川省革委全力以赴地工作了半年左右,这期间他三次住进医院,到年底被送进了北京301医院。以后,他虽然又到武汉一个时期,但再也没有能回到工作岗位上。


  余潜同志因病于1991年8月15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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