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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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麟:我的地下党岁月

2016-07-15 14:10 发表人:玉珠

  红色医生柯麟开展秘密工作的故事扣人心弦,记者走访柯麟家人、下属和曾经亲身听柯麟口述往事的新闻界前辈,获得第一手的珍贵史料,解密那段暗流涌动的地下岁月。


  上一章回,我们遍查史料访问知情者,重组了柯麟医生的濠江版潜伏传奇。一生低调的柯麟,曾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一个后辈深入详谈他的潜伏岁月。亲身听到柯麟口述历史的,是一位广东新闻界的老前辈:羊城晚报前副总编辑鲁阳,他保存的记录成了这段地下党历史的珍贵史料。


  透过这份发黄的手稿,我们看到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柯麟措辞严谨,那些简单严肃的字语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印证了我们上回所讲述的事件。(鲁阳先生在讲述时,使用了“柯麟”这个第三人称。为了方便阅读,我们改为第一人称表述,向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柯麟。)


  党中央政治局每周都在这里楼上开会,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经常来这里。中央领导同志秘密谈话的房间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


  中央特委通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面一个进步人士收到风声:出卖彭湃、杨殷的是当时江苏省委军委秘书白鑫。


  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潘汉年、李少石、廖承志等与我单线联系。廖承志曾跟我说起:“镜湖医院小也不要紧嘛,你何不打进去帮它设法改善条件呢?”


  1900年我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920年在海丰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公医大学。1924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任大学团支部书记。1926年毕业,留该校做医生。


  1927年7月,在北伐部队,叶剑英参加共产党,我就在他的领导下当军医。当时我已是中共党员,在通过叶剑英入党的党支部会议上,我投了赞成票。


  后来我们两人又回到广东,参加广州起义。叶剑英担任起义军的副总指挥,我当军医处的主任。我曾经跟叶剑英去三元里探望起义军受伤的同志。但广州起义三天就失败了,我们都跑去香港。两人在香港郊区住了半年,此后经党中央安排,我们俩化装坐船去了上海。


  小诊所掩护中央领导开会


  叶剑英被派到苏联去实习,我被安排在当时的中央特科(又叫做中央特委,是党中央当时的政治保卫机构)。按照组织要求,我与贺诚同志在上海法租界开了一个私人诊所。贺诚的新婚妻子周越华既是主妇又是护士。她还经常化装成女工、佣人、青年学生、阔太太,到码头、车站与党内同志暗中接头。


  党中央政治局每周都在这里楼上开会,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经常来这里。这幢楼房,每个房间相互连通,有后门可通另一条街。中央领导同志秘密谈话的房间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走进去的“病人”在里面“治疗”,我们就在楼下门口放哨,观察动静。有时,真的有人求医,我们还要赶紧诊病把他们打发走。每当楼上会议结束,领导同志们从楼上下来,悄悄走出里弄后,我们才放下心来。


  五个月以后,中央特科决定把我和贺诚两人分开,开两个药房。当时周恩来说:“这里的工作很出色,可上海这个地方耳目也很多,一处‘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小平也说: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照样呼风唤雨嘛!


  我于是在药房做秘密的联络工作,同时又给一些中共党员看病。这些党员都是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前来就医的。


  上海滩揪出党内叛徒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彭湃同志和杨殷同志等五位同志在上海被捕了。中央特委通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面一个进步人士收到风声:出卖彭湃、杨殷的是当时江苏省委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此前也在北伐军工作过,曾经和我是同事。但他只知道我是医生,不知道我是党员。在上海白鑫曾找过我到诊所看病。


  白鑫好说大话、装模作样、华而不实的作风,我曾感到厌烦。为了保卫党中央,我参加了消灭这个叛徒的战斗。


  这时,有人告诉我叛徒白鑫正患疟疾,可能会找我看病。彭湃等被杀害后,白鑫果然带着两个保镖来找我看病。我一边看病,一边装做下楼取药,赶紧从后门跑出去找秘密联络员。可上楼时,白鑫已经溜走。


  过了两周,白鑫打电话给我,请我去法租界的白宫饭店给他看病。又过了两周,白鑫请我到法租界霞飞路范争波公馆看病。陈赓听取了我的汇报,在公馆斜对面租房观察里面动静。中央特科获取消息,白鑫要在11月11日逃往意大利“避风”。周恩来亲自到弄堂观察现场,制定行动计划,交给陈赓组织执行。


  11日黄昏,白鑫由范争波等人陪同从住宅出来走向汽车。我们的队员冲上来包围开枪射击,第一枪没有打中,白鑫拔腿就跑,还拔枪顽抗,我们队员跟踪追击将其当场击毙。


  转战香港重逢叶挺


  事情发生之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大肆搜索,我在上海已经非常危险,所以把我派到沈阳(奉天),在刘少奇领导的驻东北领导机关建立秘密的联络站。但是我满口广东口音,对东北的情况不熟悉,所以少奇同志让我南下。


  于是我就回到上海,这时经陆定一等人介绍与上海的共青团员陈智英结婚。此后,陈赓转达党组织通知我去厦门开展秘密工作。当时在福建地下党省委书记是罗明,罗明同志是我在广东时期的老战友。在那里工作了一段以后,因为我对香港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又回到了香港。


  当时在香港与我联系的,首先是从中央派来的李少石,他是廖仲恺的女婿,廖承志的姐夫。后来到了1935年,又从中央派来联系人潘汉年。潘是中央派他到南方来做秘密联络工作,当时他带我去一个酒店和叶挺同志见面。


  叶挺同志也是我的老战友,老上级。他曾经担任过广州起义的总指挥,但是广州起义失败了,就被支持左倾路线的党中央领导人取消了他的党员资格。结果叶挺就被迫去了欧洲,在欧洲几年后全家搬到香港。


  我和叶挺相处得很好,还替他们一家人做义务的保健医生。叶挺和我谈心事,表达他一生要为党要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我把叶挺的真情实意通过潘汉年转报给党中央。


  赴濠江执行长期任务


  在1935年,潘汉年派我从香港到了澳门,做地下工作,当时叶挺全家人也搬到澳门去暂住。“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安排叶挺当军长,所以当时派张云逸从北方南下澳门,通过我找到叶挺,把党中央的意见告诉叶挺。


  当叶挺离开澳门的时候,曾经邀我跟他北上,到新四军去主持医务工作。我当时跃跃欲试,将此意请示潘汉年。潘汉年考虑到我已在澳门扎根,而且澳门也很需要我开展工作,所以还是决定我留下来不走。


  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潘汉年、李少石、廖承志等与我单线联系。廖承志曾跟我说起:“镜湖医院小也不要紧嘛,你何不打进去帮它设法改善条件呢?”潘汉年曾交给我一个长期任务,要团结澳门工商界进步人士。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电示廖承志,抢救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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