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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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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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二三事

2016-07-15 16:44 发表人:感叹众生

  李克农、博古、刘少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一直站立在这些熠熠发光的名字后面。脱险十九路军、目击遵义会议、斡旋西安事变、亲历文化大革命……他翱翔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将自己振翅成一只与风浪搏击的海燕。他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亲历者和践行者,他的一生都与“机要”紧密相连,他始终恪守“忠诚、保密”的原则,甘守“寂寞、奉献”的操守。在最惊心动魄,生死攸关之际,他坚定不移地用忠诚坚守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职责和情操,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吴振英,原名吴锦升,1915年5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通贤乡岭头村。由于家庭贫困,读到初小就辍学回家。岭头村自古以来以加工竹制品为特产,吴振英从小跟随父亲编竹筐、做木筛、挖木勺,有一手精湛的竹工技艺。当年,岭头村的贫苦农民,没有一分耕地,全靠租赁田地为生,受尽剥削与欺压。


  1929年,红军来了,带来充满希望和喜悦的新生活。十四岁的吴振英兴奋不已,恍若新生。他积极参加少年儿童团,很快又参加上杭才溪区赤卫营,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吴振英与同龄的孩子相比,身材高大,机智勇敢,擅长格斗,是红军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1931年至1933年,他在汀州的福建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工作,跟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从事保卫工作。


  博古的特务员,目击遵义会议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短短五年时间,中央苏区从红旗招展到哀鸿遍野,从兵强马壮到饥寒交迫,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与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分不开的。


  在经历初期的徘徊慌乱和被动挨打后,中共历史上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召开了。遵义会议,对处于徘徊迷茫被动挨打的红军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期间,身为博古的特务员,吴振英有幸成为这场伟大会议的目击者。据说他当年就挎着盒子枪,站在那个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会场门口。


  吴振英近距离第一时间看到历史的本来面貌,看到这场惊心动魄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但他始终恪守机要员的职责,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心尽职保卫服务好自己的首长。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人问起这些事情,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做的工作,告诉你们也没有用的。”


  据《遵义会议文献》中记载:“遵义会议后约半个月,博古在行军中沉默寡言,减食少睡。但是他还是十分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对于博古此人,历史的评价是公正的,他不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红军的重大损失,他必须负主要责任,但是在革命失败后,他勇于承担责任,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失去了领导职务,但在吴振英眼中,博古是个胸怀坦荡,敢作敢当的革命者。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吴振英虽然成了新建的中共中央机要科三成员之一,但一直和博古保持密切联系。这也使得他有幸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是后话。


  在陕北,机要科科长是邓颖超,电报员黄有凤,他是译电员。当时用的密码是“豪密”,是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编的。密码由邓颖超收藏,译电时吴振英全凭脑子的背功。后来陕北根据地培训出一大批译电员,背码子都是由吴振英教的。


  周恩来的联络员,为处理“西安事变”作出特殊贡献


  “西安事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是决定抗日战争走向的关键时刻。不仅在普通老百姓心中,即使在许多国共两党的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心中,也暗自认定1936年12月12日的这场由张学良、杨虎城发起的“兵谏”,必将兵戎相见,血雨腥风,城头变幻大王旗。于是,各种势力从暗潮涌动变为狂风巨浪,一时间山呼海啸,惊心动魄。


  “和平解决”,“放蒋”——共产党的决策一出,举世哗然,连蒋介石都不敢相信,这个被他欲除之而后快的曾经水火不容的共产党,竟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此政策一旦公诸于世,就遭来四面八方的质疑与阻力。决策的制定需要领导者的高瞻远瞩和宽阔胸襟,而将决策落实到位,则需要践行者有强烈的责任感与攻坚克难的决心,只有将决策落实到位,才能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吴振英,这位来自闽西大山的儿子,凭着他久经考验的优秀品质,有幸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践行者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秦邦宪(博古)与周恩来等人在第一时间赶赴西安,随同前往的还有吴振英。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和平解决,历时半个月时间,吴振英成了周恩来、博古的得力助手。他来回奔波于张学良与周恩来之间,传递信息、表达意愿。他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示妥善处理相关事务,最终使蒋介石安全脱险,无奈地签下国共两党合作文件,同意一致抗日。稍后,中共与张学良达成协议,张同意中共和红军移驻延安。12月18日,红军先遣部队接管了延安城防。1937年1月1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驻延安城。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处于特殊环境的吴振英以自身的勇敢与智慧,在巧妙处理“西安事变”中作出了独特贡献,为后人铭记于心。


  随后的日子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十几年烽火岁月弹指一挥间,吴振英无论身处何处,他的职责永远是机要科长——从留守西安作战办事处机要室任组长到新四军机要科长到中央机要处业务室主任,一直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机要科科长、中央机要处业务室主任、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科科长、中央前委机要科科长……吴振英的一生与“机要”紧密联系。机要工作的艰辛与琐碎外人难以想象。相对于叱咤风云横刀立马拼杀在前线的战斗英雄,机要工作显得如此平淡寂寞。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需要无言的奉献,默默的付出,需要对党和事业的无比忠诚,吴振英做到了,而且一做就是一辈子。


  刘少奇的秘书


  谈到与刘少奇的渊源,还得从皖南事变之后谈起。当时,由刘少奇重新组建新四军,他点名要吴振英去当新四军机要科科长。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觉得领导的眼睛更是亮堂堂的,吴振英很受中央领导的喜欢和重用,无论是早期的博古,还是后来的刘少奇,都是亲自点名要他,这说明吴振英的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西柏坡会议之后,吴振英正式成为刘少奇的贴身秘书。新中国成立后,随同刘少奇搬进中南海,与刘少奇一起住在字廊建筑群落内。字廊是一组水上建筑,有几条回廊,勾连着水榭亭台,像字一样曲曲折折。回廊下的水中,有自然生长的鱼和观赏鱼,坐在廊下,就可以垂钓,是中南海内娴雅秀媚的一处景致。


  吴振英与所有苦尽甘来的革命者一样,为新中国的成立欢欣鼓舞,为终于过上太平日子而感到幸福满足。看着刘少奇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吴振英作为他的贴身秘书,自然也是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虽然辛苦,心情却充满愉悦。只是好景不长,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血雨腥风。


  最早是一个所谓“窃听事件”。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身为机要室却没有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谈话的文字和录音材料。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中办主任杨尚昆在请示周总理之后,开始筹划录音工作。1956年下半年陆续购置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职录音人员。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了“窃听器事件”,被诬为“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中说,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作的政治结论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毛主席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因此,一大批不为名不为利、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机要秘书,包括吴振英,被赶往“五七干校”。


  其实,这只是文革的前奏,是这场浩劫的序幕。很快,刘少奇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含冤而死。在刘少奇被迫害排挤时,许多平时与刘家交好的人怕受株连,都躲得远远的。而就在恶浪滚滚、人心惶惶之际,吴振英始终站在刘少奇身边。“文革”初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贴出,吴振英一时气愤想不通就要去撕下大字报,被刘少奇制止。后来,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吴振英一直坚定不移站在首长身边,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据岭头村的老村长回忆说,当年,原县民政局会计曾前往江西五七干校看望吴振英。吴振英特地在五七干校门口的小饭店,招待家乡来的亲人吃了一碗面条。为了宽慰家乡亲人,他笑着说,没想到小时候学的手艺现在居然用上了。原来他在五七干校编竹筐竹篮,以换取微博的收入,维持起码的生活。时隔多年,我们听到这段话,都感到心酸。


  1981年,吴振英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调往第三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任副主任,享受副师级待遇。


  1995年,吴振英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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