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纪念人物:“共产主义先行者”陈独秀

2014/5/27 14:31:46来源:怀恩网 访问量: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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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从选学妖孽转至康梁派,标榜“新青年”,投身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建立共产党,转向托派,被开除党籍。即使肉体安息后,灵魂仍受到囚禁。对他的研究在内地很长一段时间是“禁区”,但随学术环境的宽松,陈独秀又重返学术视野。二○一一年中大首版《陈独秀全传》,今年七月内地再出简体版,书名用“全”传,作者唐宝林解释,此“全”,是相对的,是指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而言。阅读该书,除了对陈独秀的生平可有清晰的掌握,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还在于“托派史料”的详细。

 

 

  一九一四年,东京,陈独秀蜗居在屋里,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他不顾满身蝨子的叮咬,奋笔写下《自觉心与爱国心》,想打破千里外中国革命后的沉沦。在《陈独秀全传》中的第二章,唐宝林讲述了“自觉心”与“爱国心”,并揭示当时此文一出,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如李大钊所回应的“厌世心与自觉心”。

 

  经歷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意识到,当时要追求的不仅是新体制,而是一群崭新人类。只有这群新人类被创造成功,才能从文明谷底爬出来。这也是他在一九一五年回上海后,创办《青年杂誌》(《新青年》前身)的主要动机。

 

  建立中国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一战后举行的巴黎和会,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国人极端不满,从而上街游行以示反抗。

 

  而《新青年》的阵地,已不足以吐露陈独秀的改革决心。是坚守思想文化领域,还是转至政治战场?也是陈独秀此刻要重新审视的抉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陈独秀又将无限的热情投入实践,让他看到知识分子夺取政权,成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政治人士的典范。

 

  一九二○年二月,北洋政府监控下的陈独秀在李大钊协助下,从北京经天津到了上海,两人在路上相约,要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以更强效地改造中国社会。

 

  一九二五年,以上海为中心,爆发了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这是中共成长的契机,也是陈独秀实现政治抱负的契机。中共第一次联手发动工人运动,产生巨大的国内外波动。民族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威力,也使共产党员的人数急升。

 

  同年三月,孙中山逝世。此后,不到四十岁的蒋介石逐渐成为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并为“继承孙中山遗志”铺路,展开北伐。这个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斗争展开。蒋介石更展开了“清党”行动,李大钊及陈独秀长子等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陈独秀面临?严峻考验。

 

  远在苏联,是更激烈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托派是福是祸?

 

  而对托洛茨基的描述,可谓是《陈独秀全传》中最出彩的部分,由于史料的充分,即使是对革命史不甚了解的读者,也能轻松理清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过程。

 

  陈独秀是如何被托洛茨基所吸引的呢?书的第十三章开始讲起。

 

  一九二九年八月,日本要进攻苏联,苏联中央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中共中央随即响应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对此反对,并称此有“误国”嫌疑。

 

  陈独秀于党内的争议越来越大,对武装割据、革命路线、农村包围城市、红军,他都反对,他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不该到农村,甚至沦为“农民党”。争议越来越大,直到被自己一手创立的政党开除。

 

  而同时,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多年的斗争后,共产国际内部,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派(托派)逐渐成为绝对的敏感词,并变成当权者镇压异己的介面,斯大林更发起“肃托运动”,所有托派相关档案都要被销毁。

 

  但还是有些档案很早就掌握在世界各地反对斯大林的人手中。

 

  早在一九二九年,陈独秀就看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这彷彿是强心剂,让他重燃希望。年底,他逐渐接受托洛茨基大部分观点,并?手筹备中国的托派组织,名称是“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从中共总书记走向托派,无疑是他人生的另一个分水岭。

 

  一九三○年代,托派组织内部的争议不断,五四运动后成长的年轻一辈左倾分子,对陈独秀这位前辈无太多敬意,甚至视他为老机会主义者。此时的陈独秀已年过半百,不断前进的歷史能否给他重生的机会?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围剿中共苏维埃红军,对潜伏于城市中的共产党人展开更严厉的搜捕,不久陈独秀的秘书遭到逮捕,在其招供后,十月十五日,陈独秀也遭到逮捕,托派至此也基本散架了。

 

  这年陈独秀五十三岁,他的政治生涯也即将落幕,于法庭上的申诉,是辩护,更是告别。

 

  江津的晚年生涯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被逮补的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在南京江宁地方法院被审判,他坚称自己是“叛国民党,绝非叛国”。

 

  四月二十六日,法官判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刑十三年”。而当时的五四新青年有些已得了权势,所以为陈独秀上下打点,使其狱中日子不算辛劳。

 

  一九三七年,抗日的战火让陈独秀提前出狱。他获得自由后,来到武汉,想为抗日救国做些贡献,却发现局势已变,于国共两党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有人劝他继续建立托派,但他拒绝了。

 

  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前夕,他搭船从武汉去了重庆,后与家人辗转至江津,展开人生最后的旅程。他试图出版著作,以获取收入,但均未果,只靠?北大校友会及朋友的捐赠勉强度日。

 

  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近六十岁的他,也渐渐走向思想和人生最后的阶段。

 

  与新青年时期相比,陈独秀晚年思想更有深度,晚年文化研究的亮点是对斯大林专制的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反省。他也“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决战”总结自己曾犯的错误。

 

  在江津的这段清贫的日子里,陈独秀将自己的思想与文学进行了梳理,并于一九四○年写成《我的根本意见》。这对其本人,乃至现今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可惜的是,这些超越五四时期的思想与文字,只于朋友间小众传播,他已远离了五四那样的思想平台,也久违了政党的支持。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十四岁的陈独秀因病逝世。《陈独秀全传》中称“在国、共、托的三面围攻中离世”。有人说陈独秀的理想不是发大财,不是做中共总书记,而是看清“中国怎么了”,“中国的革命怎么了”,晚年时他算是理清了其中规律,释怀了自己的过失。从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来看,算是一种平静的离世。

 

 

  进入陈独秀纪念馆,为他点上一盏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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